湘湖全景

采摘三清茶

湘湖龙井茶包装

湘湖石岩山雪景，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萧山生产的茶叶知名度很高，能查到文字记载的，是在唐中叶，那时萧山就生产和制作茶叶，为浙江省56个产茶县之一。两宋时湘湖边生产的茗山茶已与当时全国的名茶如绍兴平水日铸雪芽茶、余姚瀑岭仙茗茶、长兴顾渚紫笋茶等齐名。究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名茶生产自然环境如地质环境、土壤环境、水文环境等和茶农淳朴的茶叶栽培制作之外，还在于历代名人的宣传效应。最著名的当数南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1112～1171），是他首次把萧山湘湖产的茗山茶提到全国名茶的位置。

　　■文/ 钱志祥 徐以道  摄/ 吕耀明  陈巧红

　　茗山茶辉煌之因

　　王十朋是浙江乐清人，少年时天资颖悟，每日诵读数千言。后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当地又遭金兵洗劫，家境败落。王十朋不得不在梅溪教书授徒，他学识渊博，品行端正，所创办的梅溪学馆闻名遐迩，有百余名学生。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朝廷开科取士，王十朋参加廷对考试，以“权”为对，洋洋数万言，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其中，“愿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被宋高宗亲擢为第一,授绍兴府签判。在此期间，他在绍兴府各县做深入调查，写出了著名的《会稽风俗赋》《蓬莱阁赋》《民事堂赋》，合称《会稽三赋》。萧山的茗山和茗山产名茶，就是在《会稽风俗赋》中记述越地（即今绍兴市）其物之饶提到的。赋中，写到萧山的名产还有“湘湖之莼（萧山湘湖出莼菜）、菊山黄华（山在萧山西，山多甘菊）”等。他在《会稽风俗赋》首还有个说明：说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赋中的人物是虚假的，其赋中的词多夸而其事不实。自己作的《会稽风俗赋》，则是做过调查而事皆实录。在这篇赋中，王十朋设有子真、无妄、有君三位“先生”，以问答方式介绍越地的山水、物产、人物、民俗、历史。并解释：子真者，诚言也；无妄者，不虚也；有君者，有是事也。在记述越地的名茶时有：“日铸雪芽（日铸山在会稽东南，产茗芽）”“卧龙瑞草（卧龙山亦产佳茗）”“瀑岭称仙（余姚瀑布岭，茶号仙茗）”“茗山斗好（山在萧山西，多奇茗）”。这是萧山最早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茶叶产地和名茶名称。过去一些茶叶研究人士一直认为萧山的名茶产地和名茶名称始自元萧山教谕赵子渐作的《萧山赋》，后经考证，实际上早在200年前的南宋，已由当时的头名状元王十朋所作的《会稽风俗赋》在各地传播。而专业的茶叶生产和研究人员知道，茶叶有较长的生产周期性，形成一定知名度的名茶历史更长。也就是说，在王十朋作《会稽风俗赋》记“茗山斗好”之前，萧山的茶叶生产已经闻名，只是没有向外宣传，这在唐陆羽撰的《茶经》《茶之出》中得到证实，茶叶质量“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其时，越州由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萧山、上虞、剡县7个县组成（一说8个，包括新昌县），也就是说，这种上品质的越州茶叶，其中也有萧山生产的。而且，陆羽不仅说越州产的茶叶品质居上，还说越州产的茶具也比其他地区产的好。他在《茶经》《茶之器》说：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清萧山籍著名画家任伯年画有一幅制茶用的“剑花卉提梁壶”传世，此图在今人编的《饮之语》中有收录，说明越州产的茶具也如陆羽所说是上乘。

　　王十朋为官清正，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宋、金对峙时的主战派之一。宋高宗时历任校书郎、王府教授。宋孝宗立，王十朋任严州知州，后提拔为著作郎、起居郎、侍御史，再出任饶州、湖州、泉州知州，累官至太子詹事，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致仕后病逝于家。《宋史》和后来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海》及《绍兴市志》《绍兴县志》均收录其人物事迹。值得一提的是，王十朋是到过萧山多次的，而且他的调查是真正深入到“基层”，因为在他的《会籍风俗赋》中，除了记述萧山的名产外，还提到了萧山的苎罗山、洛思山、连山、定山、北干山等名山与名人典故。王十朋在绍兴任期满后提拔到朝廷做官，而南宋建都在临安即今杭州。清《乾隆萧山县志》收录有王十朋在萧山的一首诗，诗名为《夜泊萧山酒醒梦觉月色满船》。从诗中看，他是在秋季金桂飘香时坐船经萧山赴京城去的，是夜住在湘湖或运河的船上，故在诗中有“候届星虚午夜冷，更堪停棹水中央。短篷破处漏明月，归梦断时思故乡”的感叹。长期的宦海生活，使晚年的王十朋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客里未忘诗酒趣，老来厌逐利名场。明朝又向钱塘去，十里西风桂子香。”因此可以说王十朋是熟悉萧山的。当然，他写《会稽风俗赋》中的越之名茶“茗山斗好”，是在写这首诗之前。而且，真如王十朋所说的，他作的《会稽风俗赋》中记述的事都是实的，因此在宋时，萧山县治西湘湖旁确有一座山被人们称作茗山，其山上盛产知名度很高的茶叶——茗山茶。

　　王十朋作的《会稽风俗赋》等三赋，为绍兴地区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南宋以后编纂地方山川、物产、人物、历史著述的主要参考书籍之一。后人记述萧山山川和茶叶物产，多引自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中的“茗山斗好”。如明《嘉靖萧山县志》记述《山川》时，有“茗山。去县西三里。《三赋》：茗山斗好。”明《万历萧山县志》，清《康熙萧山县志》《乾隆萧山县志》重复明《嘉靖萧山县志》对山川的记述。明曹学铨编的《大明一统名胜志》也记述了王十朋作的萧山“茗山斗好，”并说“茗山在萧山县西三里，以山中出佳茗也。”清陆廷灿著的《续茶经》则引用了《大明一统名胜志》对萧山茶的记述：“《名胜志》：茗山在萧山县西三里，以山中出佳茗也。”“民国”24年《萧山县志稿》也引用清《乾隆萧山县志》对《大明一统名胜志》的记述：“萧山县茗山产佳茗，按今湘湖诸山俱产茶，河上乡及坎山亦有之。”从宋绍兴约三十一年王十朋作《会稽风俗赋》至“民国”24年（1935）刊印《萧山县志稿》的774年中，地方志书和有关史料记述萧山《山川》中最早的茶叶生产，都引用王十朋作的《会稽风俗赋》，可见后人认可这位政治家兼诗人著述的历史真实性，也说明萧山确是自古产名茶。

　　茗山茶消失之谜

　　元至正年间萧山教谕赵子渐作《萧山赋》记“谷雨采茗山之芽”后至清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萧山县志》付印的300余年间，地方志书的《物产》卷中没有见诸茶和茗山茶的记载，在明朝和清康熙前的萧山籍诗人所作诗文中，对著名的茗山茶也无片言只语。后人考证分析了茗山茶在地方志书《物产》卷中消失的三个原因：一是茶、茗同一说，即茗是茶的另一名称，陆羽著《茶经》中有“早采为茶，晚采为茗”的说法，也就是说茗山即茶山，也许王十朋作赋时萧山湘湖边产茶仅在一处山地，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于把产名茶的那座山作为地名茗山称呼。以后，萧山的茶叶生产由湘湖一处山地向诸山发展，茗山作为地名也就不存在了。这在萧山“民国”以前付印的6部地方志书地图中得到证实，图中有湘湖主要山地的坐落，但就是没有茗山的位置。在“民国”二十四年的《萧山县志稿》中，收录有一篇明成化年间萧山县令吴淑的《湘湖游记》，记述他用两天时间，以步行和轿、船作为交通工具，考察调查湘湖，记有地名31处，也没有说到茗山，但讲到湘湖寺僧以茶招待的情节。二是规模说。认为王十朋笔下的茗山和茗山茶，至明时已没有生产规模，形不成商品量，因此在地方志书物产卷中不再记述。但从当代赵维臣主编的《中国土特名产辞典》记载中说明，萧山约在明万历年间就研制出湘湖旗枪茶，可以说明代湘湖周边的茶叶生产仍是发展的。三是朱元璋说。说元末朱元璋率军在浙东征战，曾在谋士刘伯温（刘基）的陪同下登上石岩山俯瞰湘湖并品（嚼）茶，感到此茶入嘴满口生津，清爽无比，遂命名石岩山上的茶为“湘湖云雾茶。”而且史书记载朱元璋确于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率军从安徽经建德攻入浙江，占领婺州（今金华）、诸暨、处州（今丽水），并反复争夺绍兴、钱清，于元至正十九年短暂攻入萧山。1987年出版的《萧山县志》，记载：“元至正十九年2 月，朱元璋部将胡大海屯兵萧山，伺机攻打占据绍兴之张士诚。张士诚部进兵萧山，胡部撤离。四月，朱元璋部将张彪自诸暨攻入萧山，元兵渡江北逃。”《辞海》专设《刘基》目，记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承、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总管府判。另据史书记载：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多次到绍兴属县萧山，寓居好友任原礼家的怡怡山堂坐堂课徒。已故杜永毅先生编选的《萧山古诗五百首》，收录刘伯温在萧山的诗8首，其中就有《萧山任氏山堂》《石岩山》《萧山山行》《题湘湖图》4 首。从以上史料分析，朱元璋在刘伯温陪同下上石岩山命名湘湖云雾茶有一定的可信度和考证价值。由于朱元璋是封建皇朝中最为高度集权和残酷杀伐的皇帝之一，因而民间传说王十朋赋中的茗山茶也就成了“湘湖云雾茶”。

　　王十朋赋中的萧山县治西湘湖旁茗山和茗山茶，在“民国”以后的地方志书中已不见记载，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茗山这种产茶的山地在全区（县、市）各山区扩展，茶叶的名称也因茶叶品种的优化和制茶工艺的改进，由唐时的越州茶，宋、元时的茗山茶，明时的湘湖旗枪茶改名为浙江龙井茶和如今的湘湖龙井茶、云石三清茶。但是，不能忘记，萧山的茶叶生产有目前的规模和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离不开历代茶农的辛勤栽培和制作，更离不开南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等这些古代名宦对萧山名茶的真实记载与宣传。在茶叶生产和制作中，务必以茶品质量和安全为前提，像王十朋赋中的茗山茶那样，传承千年。

　　本版面感谢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