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嫕

　　近日，电影《河边的错误》正在热映，它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在影片的官方简介中，这部电影被标为荒诞现实主义艺术电影，看似是警察在找寻凶案的真相，但故事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观众对此也是褒贬不一。

　　笔者在周末去看了一场，整部影片色调很昏暗，既有点悬疑侦探片的感觉，又很像文艺片，整个杜比厅不超过8个人。

　　看完了，总有些疑惑：河边到底发生什么错误？到底是不是疯子杀人了？马哲到底有没有疯？许亮为什么要自杀？

　　于是，再去读余华同名原著小说，发现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或许一个开放性的答案就是真正的答案。

　　我是在余华的《现实一种》中，找到了《河边的错误》。近期，出版社也趁热打铁，出版了《河边的错误》小说集，收录了同名小说以及《古典爱情》《偶然事件》《一九八六年》等，集子里的小说都比较诡异。

　　《河边的错误》也不例外，余华发表该小说时年仅 28 岁，那年是1988年。小说应该是提前写完的，从末尾落款时间看，是1985年5月20日。

　　5月20日，放到现在倒是一个表达爱的节日，却很诡异地在36年前被余华用在了一个悬疑杀人故事中。

　　这部小说被称作余华先锋写作的典型作品之一，或许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所谓的“先锋派”，就是“看不懂”。笔者认真仔细，不放过一个字，花了一个多小时，把这部很短的小说看完了。看到了结尾的末几个字，依然云里雾里，这才发现荒诞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戏仿侦探小说文本，果真带有阅读门槛。

　　我们先从原著小说来探讨《河边的错误》中的情节设置：一个被河溪环绕的江南小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幺四婆婆被砍掉脑袋埋在河边，作案凶器是一把镰刀。经过勘查，刑警队长马哲认为杀人犯是一个在河边玩衣服的疯子。之后，疯子又犯下两桩连环惨案，忍无可忍的马哲开枪打死了疯子。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迫于妻子和公安局局长的哀求，竟承认自己是疯子。

　　那么，河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错误？

　　这个可能是观影者见仁见智的问题，是开放性的答案。

　　可能，这一段一段的杀人破案以及推理都是“错误的”。所谓的“凶手”——疯子，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而真正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一边肆意挑衅警方。

　　幺四婆婆被疯子砍死的推理，可能也是“错误的”。根据书中的描述，幺四婆婆死亡的创口是如何造成的，法医解释说是罪犯将受害者劈倒在地后，又用柴刀劈了三十来下，才将死者的头劈下来。电影里没有这么血腥，幺四婆婆的颈部只有一道刀口。根据书中描述，这种方式的杀人者是疯狂且强壮的，整个杀人分尸时间一个小时，需要高度集中的专注力和充沛的体力。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疯子显然无法达成。

　　其他，或许还有很多隐藏的“错误的”细节。

　　《河边的错误》并不是在构筑一件类刑侦故事，而是借助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侦探事件，构筑出种种非线性、非理性，甚至荒唐可笑的关系。目的是直指“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偶然的、痛苦的”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

　　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余华小说创作先锋性的重要标签，既有卡夫卡小说高度的哲学思辨意味，也有余华自己的带有超验性感觉的传递。

　　在新出版的《河边的错误》小说集封面上，有一句推荐词写道：“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这或许是余华想要表达的先锋哲思之一。

　　在这些悬疑故事中，一老年、一中年、一儿童的头颅被砍，但真凶是谁显然并不是重点，作者重点想说的，可能还是人在极端环境下的自我异化：幺四婆婆的受虐狂倾向、许亮的被怀疑恐惧、马哲的忍无可忍……

　　《河边的错误》中的语言，依然是余华式的，细碎的、细腻的，连配角的鹅群也不例外。

　　“然后他看到了在晚霞映照的河面上嬉闹的鹅群。幺四婆婆遇害后，它们就再没回去过。它们日日在此，它们一如从前那么无忧无虑。”

　　在这里，鹅群显然代表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愤怒的表达。

　　卡尔维诺曾说过：“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

　　《河边的错误》显然是实现了卡尔维诺所说的“把语言变成一种像云朵一样”的质感。

　　早在1987年，余华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就以荒诞开篇。《河边的错误》更进一步向法国新小说派学习，主要是以罗布·格列耶《橡皮》为旗帜。

　　从语言和形式的张力来看，《河边的错误》同样是不露声色地展示世界的荒诞，揭露“真实”——现实世界的存在状态和人无法逃遁的生存状态。从叙事框架来看，《河边的错误》跟《橡皮》一样，都空有一副侦探小说的叙事框架，却留给读者一个不知所云的结局。

　　因为在作家看来：“所谓真相，在他的小说中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

　　电影是由1991年出生的导演魏书钧执导的，由于时空的疏离，年轻的导演把电影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后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已经后移，但魏书钧依然需要不断观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来还原和生成年代的感受。

　　整个电影的基调是暗色系，胶着的一种年代感。所谓的年代感，其实就是给现在的观影者戴上了一副怀旧的眼镜，看出去好像什么都是旧旧的。

　　正如余华在《现实一种》的序言中提到：“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

　　显然，《河边的错误》的画质，也是泛黄的、暗淡的，很符合余华心中所想。

　　其实，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很多建筑、公寓、服饰都是偏新的。那时候的我们是很快乐的，即便在江南小镇，阳光灿烂的感觉也更多一些。

　　但在电影里，为了与凶杀案的调性匹配，总是有下雨的镜头，且是那种急吼吼的雨。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紧迫感。

　　现在，很多县域的乡镇村都在改造，要在浙江找一个“纯粹”的20世纪90年代初场景，也挺不容易的。

　　《河边的错误》最典型的场景就是有柳树的河边，可以放鹅。电影选了一条有拦坝的河，旁边有树木，有河埠头，河水静静的。

　　其他场景蛮像20世纪90年代，但有些过于破旧。可能是电影只讲究艺术性的还原，并不需要现实性还原。不然，身处那个年代的电影院和马哲的公寓楼，也不至于如此破败、陈旧。

　　电影中抽烟的镜头很多，总是烟雾袅袅的，数不清主角朱一龙到底点了几支烟了。

　　曾在《知否》里出演小公爷齐衡的朱一龙，本是因为清秀、贵气出圈。如今为了《河边的错误》增肥到160斤，演了一个疲惫、老道的警察马哲，说明他对演员的艺术境界是很有想法的。

　　从电影的画质来看，朱一龙的脸上总有一层酱油色，还留个小胡子，穿着那个年代的皮夹克和西装裤，确实很能把观众带到那个久违的年代里。

　　书里并没有写马哲的容貌，也没有写公安局到底在哪里，更没有对马哲妻子有过多的描述，这些空白，恰好留给导演去发挥和丰润。

　　观影时，我特别注意到局长办公室的一个黑板报，估计也是余华喜欢的。出品人唐虓珲曾带着魏书钧去了一趟浙江海盐，参观了余华曾经就读的高中。在海盐，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的胜利饭店，就在沈荡老街贲湖西路、工农桥北堍。

　　胜利饭店是一个白墙黑瓦的老房子，墙壁上挂着余华在2022年11月6日签名的“都好吃”照片，也挂了好几块小黑板，跟电影里差不多。估计导演是刻意在这里重现某些特定能表达余华意味的东西。

　　《河边的错误》的环境，依然没有脱离江南的感觉。在自传散文《最初的岁月》中，余华写道：“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河边的错误》可能是余华又一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