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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理学家

沈霁春

  (1903~1978),萧山瓜沥长巷村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36年留学比利时,于1938年获生理学博士学位。1940年返回上海,从事生理学研究。1945年6月进入华中解放区,任新四军军医学校教授,为战争年代培养救护医生做出了业绩。解放后调任军事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海军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并研究成功海军深潜的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受迫害,仍翻译一批对我国生理学具有开创价值的国外资料。1978年病逝于上海,根据他为我国生理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沈霁春

  ■文/ 王纾涛

  刻苦攻读成博士

  沈霁春幼年就读于其父沈子铨任校长的瓜沥昭东长巷小学,毕业后,父亲想安排他到绍兴钱庄做学徒,而他一心想继续求学,不愿去钱庄学生意。后由他父亲好友黄炎培介绍考入上海职业学校。因学校为半工半读,每天下午需到铸铁厂做翻砂工,他体力不支,又由绍兴同乡邵力子介绍考取复旦大学附中。由于他刻苦勤奋,成绩名列前茅,被免除学费,后又在学校实验室和图书馆勤工俭学,直到毕业,并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生物学学科是个冷门,学生寥寥无几,最后竟然只剩下他一个学生,但学校坚持为他开设该系的全部课程。他家境清寒,生活十分拮据,冬天连一件棉衣也没有,只穿一件夹袍,终日埋头学习,从未懈怠。1929年,他学完全部课程,以优异成绩成为该系唯一的一名毕业生,对此,沈霁春一直对母校充满感恩之情。其后,他又到上海吴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进修与生物学相通的生理学,1931年经人介绍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他涉及的科研领域相当广泛,主攻方向是不被人看好的呼吸与循环的生理学科,1934年他撰写的“胎后期的消化和呼吸运动特征”论文,发表于英文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及美国比较心理学杂志,此文被学界誉为中国正式开启生理学研究的里程碑。1936年至1939年,他以有限的“中比基金会”赞助留学比利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著名生理学家海曼斯教授指导下学习工作,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成果为药物对颈动脉受感器的作用,某些麻醉药对蛙类垂体黑色细胞刺激的作用,以及某些药物对防止氯仿和肾上腺引起心室纤颤的作用等。在留学的4年间,他共发表了30余篇论文,有部分在比利时、英国、瑞士等生物科学会上宣读,主要文章刊载于《国际药理学和治疗学》。后,曾去法、英、荷兰、瑞士等国著名实验室工作,主持过国际生理学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于1940年回国,任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但在日寇的铁蹄下,他的才华无法施展,他感到压抑、感到痛恨、感到忧郁和愁闷,盼望着暴风雨后的晴天,希望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效劳, 为祖国的生理学研究取得实用性成果,但路又在何方?

  1945年春,雷氏德研究所同事许邦宪问他,在解放区有一个教生理学的机会,愿不愿去?如愿意去,将有一位姓曹的人来联系。沈霁春作为一名受西方教育的科学家,毕竟对解放区有点疑惑,因而只答应去看一看。这年5月23日,姓曹的先生上门拜访,实话实说,“解放区有所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缺少一名生理教授,邀请沈先生去担任。有消息说日寇在失败前夕,可能对上海实施大轰炸,为此,中共方面计划动员大批科学工作者去解放区暂时避难,以便抗战胜利后,为祖国科学事业服务。”曹先生还告诉沈霁春,他所熟悉的学者已经在解放区,如果到那边觉得生活不便,仍然可以把他送回来。在曹先生的倾心之谈下,沈霁春动心了。经10天的反复思考与准备,决定与曹先生一起动身!因路途不便,他只带着妻儿和随身的几件衣服,从上海到镇江,渡江后又步行11天,到达淮南解放区安徽开长县常庄村新四军卫生部驻地,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热烈欢迎,他这才了解到,这是一所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医学校。第二天,他按部队要求填写了入伍表,就此脱掉了西装换上了新四军军装,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一名新四军的“教授战士”。

  在战火中教学生

  作为一名深受西方教育的科学家,在共产党的根据地,而且又是在战争时期的军队,开始时他当然不适应。他所教的班共30名学员,都是南方自愿参军到解放区的。他们和上海的专业学校学生不同,他们艰苦朴素,克勤克俭,身上的粗布军装补了又补,自己动手盖的泥房简陋,因粮食缺乏,除教授享受特别待遇外,他们都只能以南瓜充饥。但他们积极上进,好学成风,人人有远大理想。这使沈霁春受到很大教育,慢慢地适应了解放区的环境,还为自己能成为新四军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因学校刚成立,一切因陋就简,教学设施根本谈不上具备,说是军医学校,却没有校舍和课堂,何况还在战争形势下,一旦有战事,必须立即转移。每次沈霁春都是带着一块小黑板在露天上课。对他来讲设施差或许能够渐渐增加,最大的难题是学员的学历都很低,而生理学又非常艰涩。但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学风认真地备课,借助黑板和粉笔,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讲,尽量使学员能够把生理学学好。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卫生部和军医学校奉命北撤,从安徽经苏北到达山东临沂。在这里他受到了陈毅军长的接见,陈毅向他说明共产党过去一直重视科学,今后还要尽一切力量发展中国科学,这给沈霁春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

  到山东不久的1947年1月,学校根据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的指示,将军医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医学院。从学校转为学院,沈霁春感到十分高兴,以为有了作为教授应有的用武之地。但条件的困难远远超出想象,根本谈不上学院应有的教学设施,连相关图书都极少,创办学院又谈何容易,“医学院”只能是个名称。又因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仅有的几位教职员必须随部队转战于沂蒙山区,在此情况下教员少、学员少,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等等都是情理之中。尽管如此,沈霁春为了讲好课,不得不从生理学的基本原理讲起,一直讲到生理学的本义。为此,他的备课非常繁杂而艰巨,常常备课到深夜,希冀学员能学到一些生理学的知识。

  由于国民党军向沂蒙山区开展重点进攻,解放区日益缩小,医学院被迫停课,学员到前方为伤员服务,沈霁春夫妇带着4个孩子随学院撤退到胶东,脱下军装,换上便衣,作为生理学教授的沈霁春也拿起武器,参加到老乡们的游击队中,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不久,党中央为保护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撤至大连,在那里组织教职员成立医务生活社,编译一些与战争有关的科学文章,间接为前线服务。在这艰难的情况下,沈霁春仍然与同事一起商讨、规划筹建医学院工作。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白求恩医学院进驻济南,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改组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并创建了一个生理研究所,沈霁春担任了首任所长。在这里、在战争环境中,他以科学家的执着精神,完成了一部《组织与胚胎》的专著。

  为海军深潜攻关

  解放军渡江南下后,沈霁春穿着整洁的军装,平易近人地向原在上海医学界的知识分子讲解解放军中军医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解除存在的顾虑,增进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崇高感情。后,沈霁春先后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华东生理研究所、海军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升任为一级教授,上校军衔,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霁春当时的主要研究课题为“牛的垂体前叶新鲜撮取物对大白鼠胰脏锌含量的影响”“颈动脉区的感受器的生理研究”,以及某些中毒研究等。至上世纪60年代初,上级指示他把研究方向转到海军潜水生理学。他毫无条件地接受组织安排的任务,立即带队去海军基地部队进行实地调查。作为一名一级教授,他与部队卫生人员座谈有关医学生理学问题时,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学风,受到基层同志的欢迎。在担任海军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每逢主持学术讨论,总是发扬民主,以理服人,决不因自己是教授而漠视学员的理解。深潜作业的生理研究,对他来讲也是个新课题,而且也是国际上的一个难题。当时西方国家虽然基本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但对我国绝对保密,封锁相关科研成果,致使我国的潜艇海军战士的生理研究,海军深水潜水员的生理安全带来许多困难。沈霁春一方面搜集能够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一方面向在国外的师友请教,自己又深入基层与潜水员作深入交谈,了解作业时的感受和所碰到的具体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1962年,由他领导的研究组终于成功进行了国内第一次氦氧深潜160米人体模拟实验,并将这一科研成果运用到在建的南京长江大桥工程,解决了80米水深桥墩的潜水作业问题。打破了西方和原苏联专家认为的“不可能”。

  紧接着,他又指导海军医学研究所成员,研究了“高压下呼吸氦氧混合体的生理研究”“深潜水生理以及药物对人体排氮影响”。同时还撰写了“动物与人类的屏气问题”“氦气在生物科学上的应用”等系列论文,从理论上解决潜水员深潜,潜艇在深潜中潜艇战士的生理变化,以及采取什么办法解决深潜条件下,保持潜艇内气体基本符合生理条件等关键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于1965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不仅攻克了我国潜艇和潜水员深潜瓶颈问题,也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科技封锁,对提高我国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正当他对这项学科深入研究之际,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证”,受到了严重冲击。他的研究被迫中止。但作为党员,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追求的信仰,每当受批斗后,便潜心于翻译介绍国外新发表的一些科学论著,在内部资料上发表了由他翻译的《在科技工作中具有独创精神的国外资料介绍》,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为我国的生理学研究的独创和推进,起到了很大作用。

  日常的辛劳,文革的冲击,1978年,正当我国科学研究大有作为之时,沈霁春不幸患了癌症,未能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是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带着遗憾于是年4月病逝于上海,终年76岁。上级根据他的业绩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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