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萧峰  徐琳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又作蛰仙），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萧山区进化镇）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 ）进士，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爱国实业家、政治活动家。他建造了当时中国第一条最长的商办铁路——沪杭铁路，又因争路权、领导保路运动名重一时。辛亥革命后出任首届浙江省政府都督、统一党参事等职务。

　　青年时期写《危言》

　　“三策”解决筑路难

　　火车的发明、铁路的出现都是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产物。

　　鸦片战争前后，有关铁路的信息开始传入中国。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都介绍了当时外国的铁路、火车。但19世纪中期的清政府把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而拒绝修建铁路，民间也有“筑路铺轨，火车轰鸣，必将惊动山川神灵，旱涝灾害也将不断发生，致生天下大乱”之说。不过，洋务运动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西学东渐的深入，各地风气日渐开放，尤其是一系列边防、海防事端发生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铁路对国防建设的重大意义。汤寿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关注中国铁路建设的。

　　汤寿潜关于铁路实业的议论，最早见之于《危言》。汤寿潜撰写《危言》前后这段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铁路利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反对之声仍然强于修路之论。1880年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李鸿章力主铭传言，也急上言奏折，论及铁路有9大好处，称刘铭传修路的主张“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在中国势在必行。可清廷臣僚一片封杀声。中法战争后，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便于1887年4月又一次奏请在台修筑铁路，始获清廷批准。

　　在这种时势下，汤寿潜在1890年的《危言》中专辟“铁路”一节，倡言修路可收之利，批驳守旧顽固势力，阐述了其造路主张。

　　汤寿潜分析当时清朝局势，预言“铁路之兴必成风气”，提出以“三策”解决筑路难题，通盘筹划全国造路计划。

　　汤寿潜认为“路之有铁路，犹水之有轮船也。中国初行轮船，群议沮之，亦与今之沮铁路等。自同治十二年上海设立招商局，而风气始大开，向之沮轮船者，旋已无不附轮船之人，可知今之沮铁路者，将来无不附铁路之人。”提出以“三策”解决筑路难题，即“节省之策三、变通之策三、预备之策三”。所谓“节省之策三”：一为铁路占地入股分息，“今不妨谕令地主附入股份，由总局计其地之值，而予之以券，俟成路得利，按值分息”；二为官办民营，“由官筹造，造即成，自以招商营运，分年归款为简便”；三为兵勇、铁工合一，“就近调集营勇，以操防兼顾工作，……既省口粮，尤便约束”。所谓“变通之策三”：一为跨河以舟代桥，“如相距较远之河，轮车即起止于两岸，中设浅水轮船一二艘，源源驳运”；二为造简易铁路，“造简便汽车铁路，行止、添煤、灌水等事，只须一人管理……如有洋银四五千元可成铁路数里”；三为以木路、木车代铁路机车。所谓“预备之策三”：一是解决造路人才，自设学堂，“另延教习造路制车”；二是解决资敌问题，为防止“铁路一设，各国得长驱而入”，中国方谋富强，“宜确查各国与我国接壤之轨，而变易其尺寸，接轨即不合，敌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汤寿潜在这里提出的“三策”建议虽然粗疏，但都是针对当时守旧势力的责难而发，有着切实的考虑。当时清政府历经战乱、赔款，财政困窘，无法筹集造路资金，借款修路，条件苛刻，顽固派借此发难，“节省之策、变通之策”旨在解决造路经费问题；顽固派唯恐修路资敌，“预备之策”重在解决国防问题，指出“夫通商者，泰西之利，中国之不利也，海禁大开，即不得闭关以谢客，尚幸内地为我所自主，数大枝铁路一成，陆路商务必日新月异，以分海疆之势，以植自强之基，中国大转圜之机，其在是夫，其在是夫！”透过这些言语，书生报国的意气，关注时务、关心实业的精神，都在青年时期的汤寿潜身上体现了出来，他在这些言论中的蕴含的“商办、商营，通商牟利”的思路也成为其日后致力于振兴近代浙江铁路实业的思想基础，有的还在他日后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如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创设铁路银行、创办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发表《东南铁道大计划》等。这里比较有历史价值的三点：一是变法图强的革新意识思想、匡世济民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二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保护铁路利权、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插手中国铁路实业的爱国主义思想；三是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筹资认股、土地折股、采取官办民营的办法解决筑路困难的商办思路。考之今日，许多论述已为先见之明。

　　商办沪杭甬铁路

　　兴业银行应运生

　　随着二十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的展开，江浙绅民“商办铁路”的热情方兴未艾，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其中，浙路斗争的领军人物是汤寿潜。这个时期，也是汤寿潜把《危言》中的铁路思想和主张付诸实践，走上社会变革的前台，成为近代浙江铁路实业开拓者的时期。

　　1905年7月，在汤寿潜等人的推动下，经多方奔走联合，浙江绅商在上海合议，决定拒借洋款，集华股自造铁路，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并举汤寿潜为总理。9月23日，清廷首次旨准浙路自办。

　　浙江铁路公司成立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汤寿潜一面函电各方促请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等上书奏请从速废约，一面与清朝关涉路政部门交涉，争取政策法理上的支持。孰料，列强恃强凌弱，不肯放弃既得利益，此事久拖未决。

　　为应对江浙绅民，清廷让盛宣怀掌握铁路事权。盛抛出所谓“部借部还”方案。汤寿潜一面上奏要求废约、退款，一面痛斥汪大燮、盛宣怀强迫公司借款的卖路行径。在这场斗争中，汤寿潜借助民间社会力量，率领浙江绅商力拒借款，并设法尽快集资筑路，厥功甚伟。最终，浙路集股筹款卓有成效、筑路又速，浙路未用英商一分资本，浙江保路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很薄弱，清政府的财政也十分困难。要废约自造铁路，首要问题就是筹集足够的股本。浙路公司成立后，尽管由于英方的蛮横无理，废约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但汤寿潜等既得到清政府的明确支持，受命总理全浙铁路事宜，便奔走各地，在省内外发动民众设法尽快筹集资金。当时，浙路公司主要采用自由认购股份方式招商股集资。公司本来决定招股4000万元，并规定把600万元股份列为优先股，遇有红利，先提二十成之三，作为报酬，股息7厘。但优厚的条件使京官、地方士绅和商人纷纷投资。1906年5月，浙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招到优先股480万元，足够修筑沪杭线浙段。1906年英国要求清政府履行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浙路公司为了同英国竞争，使“洋款无所用之由”，决定扩招股份，又成立浙江国民拒款会，掀起拒款风潮，动员有钱者及农工各界“勉尽公义”。数万名工人、学生、店员，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购买浙路股票，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广大城市平民从此成为浙路公司小股东，未满5元的股东户数达16547户。至1907年10月，已集资2300万元，两倍于英借款，使浙江招股成绩居全国之首，从根本上坚定了浙路“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决心和力量。

　　为保管和运用所集股款，以保证筑路工程顺利进行，经汤寿潜提议，浙路公司1906年10月召开股东大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办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既负铁路股款保管运用之责，又有银行本身之业务。银行于1907年5月正式开业后，业务发展很快，岁拓月展，连续多年在各商办银行中居领先地位，后来成为著名的“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不仅为沪杭甬铁路财政得到周转流通提供了便利，而且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商办银行，对振兴江浙沪一带的民族工商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路款凑足，筑路工程也很快展开并进展顺利。沪杭甬铁路的建筑工程，1906年9月开工，1907年8月，江（干）（湖）墅段通车；1909年3月，杭州至硖石段通车；1909年5月，硖石至嘉兴段通车，8月13日，嘉兴至枫泾段接轨，沪杭全线竣工通车，“商旅腾颂”。火车驶入杭州城门，声浪巨大，市人歌曰：“铁路燃蜒几曲长，分支两沪越钱塘。奇肢飞舞超龙凤，分付夸娥凿女墙。”1909年，经邮传部考核，浙路公司共承建15站，254.3里，站线37里。沪杭路工费之低、工程质量之优、建筑速度之快，均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这是当时全国最长的民间集资修筑的铁路，平均每里的工费不过1.8万元，仅及沪宁路工费的三分之一。

　　20世纪初，为反对借款修路，各省群谋自筑之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自办铁路运动。从1904至1907年间各省先后共成立了18个铁路公司。各省筹资共有五种模式：招商股自由认购集资修路；集侨资；抽收租股和附加捐税；动用官款；借用外资。综观各省铁路公司，受资本制约，筑路成果不大。到1911年，各省铁路筑路总长度为676.2公里（其中包括借入外资的赣路和豫路），仅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长度的7.03％。这其中，无论是筹资情况，还是筑路成绩，浙路都是最好的。沪杭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最长的民间集资修筑的铁路，汤寿潜当属首功。

　　杭甬铁路开工后，为实现商办全浙铁路的计划，浙路公司继续大力招股，并拟修筑杭衢、杭广二线。为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联络广东绅商壮大自办铁路的声势和力量，1910年4月，汤寿潜赴广州联络当地社会各界，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活动。

　　收回铁路利权的运动风起云涌引起列强的不安和清政府的惧怕，因汤寿潜为路事商办，多次犯颜抗争、弹劾权臣，且坚决反对“官办借款修路”和“干路国有”政策，终于引起了清廷震怒。1910年8月23日，廷谕“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

　　开保路运动先河

　　江浙沪经济大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近代中国实业从一开始就走在夹缝中，荆棘满途。

　　作为晚清江南士绅的一个代表，汤寿潜是一个生在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有着非常之功的人。终其一生，他经历了求功名、倡时务、办教育、图维新、造铁路、谋立宪等历程，清末状元张謇在汤寿潜去世9年后为其立传，说他“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而在《诫子书》里，汤寿潜本人对其一生总结之后，却发出了“呜呼，性无有不善，成德实难”的感慨。征之史实，他6岁起博求功名，至37岁中进士，而后却“言近功利而不为仕进”，命官不任、辞却官职达13次之多；50岁以后总理浙路期间，一方面拒款保路坚持商办百折不挠、一往不顾，路事有成后，又多次讲自己“用非所习”“如行黑路”，并12次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所谓“成德实难”虽也可说是他本人的“谦辞”，但也确乎反映出了类似他这样亦官亦绅亦商的人物，在中西碰撞的社会转型之中的困境和矛盾，既可展现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又可透视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士绅阶层的新趋向。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交通的变化尤为明显。从传统的车马舟楫到现代的铁路轮船，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铁路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中国的出场，是外部世界信息进入的媒介，是震撼和冲击中国古老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器。

　　民间力量商办铁路所带给人们的，首先是社会观念的革新。近代运输工具、道路以及道路管理机制几乎都是从无到有，完全从西方引进的，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传入的“新”生活方式，人们的视野和交往范围大大开阔了，对身边的世界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不能不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同时，浙路商办是在帝国主义企图扩大侵略，以致中国国内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绅商及社会各界共同掀起的一场旨在抵制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的保我利权运动。因此而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在社会各界开展，一方面开清末保路运动之先河，促进全国商办铁路运动，鼓舞了四川等地更大的保路运动，另一方面有力地鼓舞、激发了浙江人民的革命热情，客观上也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

　　浙路商办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带来的损失。而铁路“盈天缩地”的时空格局变化，大大便利了沿路两边商埠的市场交易，促进了江浙商品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沪杭甬铁路一通，所有沪地的工业品和进口商品，就可以经过杭州转销到其他地区。洋货大量进入杭城，杭州成为客货运的总枢纽，又对嘉、湖、宁、绍、金等地和毗连的皖、赣两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对整个浙江经济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汤寿潜在一次演说中提到，“即以营业论，杭沪止四百数十里，通车以来，天晴，日入三千数百元；天雨，日亦二千数百元，若线路一长，利市恐不止三倍。……东南大局，实纲维是。”

　　再以上海为例，1900年的出口贸易额为7800万两，后因沪宁、沪杭甬铁路相继修成通车，依靠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市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大促进了棉花和蚕茧等的生产和输出，1910年上海的出口额已增至17800万两，到1911年时，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中始终占有44.2％以上的比例，几乎达到整个中国进出口额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