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建明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教育。湘湖的教育，从何时开始，不必较真。湘湖八千年的文明史，教育，一定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猜测，如果没有教育，八千年的积淀，一定不会传承到今天。反过来说，只有教育的存在，才使湘湖有了文化的支撑。

　　道南书院  湘湖书香的起点

　　“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这是宋理学家朱熹对一个人的赞语。赞语规格很高，所赞的对象，与萧山很有渊源，为萧山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杨时。

　　杨时在萧山，办书院、收教弟子，学生达千余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理念，其学习之道倡导“以圣人为师”“学始于致知”“知止而力行”，充分体现了其理学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和境界，在中国思想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北宋政和年间杨时走进萧然山后，原先幽静的净土山麓，逐渐青衿如云，儒士成林，萧山由此学风聚兴，文风丕盛，名士辈出，人文蔚起：仅进士，宋朝为67名，元朝4名，明朝76名，清朝达到160多名。这座书院到底培养了哪些学子、使用何种教材、制定何种学规、时间持续多久？举凡种种，考证已难，但书院所产生的带动作用不可估量，从此萧山崇儒重士、兴办教育之风渐盛，令后世士人心慕手追，尊贤育才。书院对萧山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对萧山人文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传播了儒家学说，而且厚重了萧山的祭祀文化，成为萧山方志文化的重要记述内容，成了萧山学术文化的主流，无愧于萧山“宋韵”文化体系中的最显著符号。可以这么说，书香萧山就是从杨时始，当然，永不会结束。

　　道南书院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各有说法。一般来说，自宋始。但杨时任萧山邑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筑湖上，何况建筑书院也是需要时间的，那时杨时办的书院也许就是利用现存的房子，房子简单，陈设也简单，现存的文献不足以佐证书院的气派和辉煌。当然，“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书院的贵气不在于建筑，而在于师者，杨时是大儒，开创一代学风。直到明成化二年（1466），为表示对杨时“正学之派”“后学模范”的推崇，时任邑令窦昱下令在德惠祠旁建纪念性的建筑——道南书院，有正厅3间、门厅3间、左右夹堂各1间，周有围墙，自成院落，这倒有点像书院的样子了。明正德年间（1491—1521）修的《萧山县志》记载“萧山八景”中有“书院遗香”一景，这书院指的就是道南书院。一百多年后，书院因失修而坍圮。

　　萧山“道南书院”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囿于萧山，其实，萧山只是杨时传播理学的中转站。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普查组组长、研究馆员曹海花就明代福建学政金贲亨编撰的《道南书院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述，她指出：“湖南、江苏、福建、云南等地的道南书院均与杨时有关，都是匆匆从萧山出发而衍生到江南各省，《道南书院录》从抄本到刻本的过程中，其作者、卷数、书名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演变，最终形成五卷附录一卷的规模。”可以说，萧山是江南各省道南书院之母，其“咖位”够大，是有宋一代理学的显贵之身，有资格在史志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道南书院到底在历史上发挥多大的作用呢？美国学者萧邦齐在《九个世纪的悲歌》一书中写道：“道南书院的出现早于全国范围内书院数量大规模增加的16世纪。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学术中心，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哪一位著名的学者曾来这里讲学。”也许萧邦齐的说法过于悲观，现有史料虽也不足以提供乐观的答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南书院除了是培养学生的场所之外，还极有可能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甚至极有可能是学术讨论之地，大儒们争“辩”很是热闹，对萧山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南书院有自己的土地，大面积土地所获得的地租可以成为书院正常运作的一部分收入来源，这是萧山地区书院常见的做法。

　　“萧山彬彬野俗淳，游杨风教至今新。千年道脉传濂洛，百里棠阴遍海滨。庙祀湖堤花满砌，泽流湘水昼长春。岁时腊伏供苹藻，指点郊祠更几人？”明万历萧山进士倪朝宾的这首《书院流芳》诗，大致表达了时人对道南书院的崇敬之情。道南书院撑起了萧山教育的一片天，也成就了湘湖的高度，使湘湖不仅有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而且为湘湖提供了深刻与沉静的思考，让世人看到了萧山对民间教育的顽强坚守。

　　湘湖师范  乡村教育的火种

　　杨时自己也不知道，在他身后的千年，由他亲自播种的教育火种会在湘湖熊熊燃烧。遍访湘湖的学校，曾经在的，现在还在的，近年新建的，经过分析、研究、梳理各校不一样的教育方式，我们发现，杨时用他的足迹，他的眼界，他的呼吸，完成了他在湘湖这部拥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作品，给渴望教育的人提供视角。一条穿越千年的“上学路”，那些曾经来过湘湖，也曾经定居过湘湖的学校，虽然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或消失，或迁建，对湘湖而言，这是一份文化印记，这种大美绽放的完美之花，早已盛放在萧山的角角落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萧然大地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甚至大学，早已实现二十年教育链，在校学生逾20万。也许，这又是杨时所想不到的。

　　定山山巅如履平地，场部建筑三三两两，掩映在绿荫之中。其中一幢三层的青砖灰瓦的苏式小楼格外显眼，青砖朱棂，质朴无华。此建筑西面入口处墙上有一水泥碑体，上书“教学楼浙江省湘湖师范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实行半农半读六五年十一月由浙建公司建筑此楼面积一千六百平方米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基建劳动”。教学楼西面有古樟一棵，南面梧桐树较多，已与教学楼一般高，有的树叶子伸到三楼窗口，伸手可触摸。

　　湘师的乡村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瑰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真正体现了素质教育；湘师创办的湘湖流浪儿童教养所，是萧山特殊教育的起源；办有附小10所，代萧山县办小学4所，共计14所，是萧山集团化办学的雏形；创办的石岩湘湖医院，是萧山农村免费医疗的试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湘师曾经吸引了多位著名作家莅临。

　　1935年初夏，郁达夫到湘湖师范学校的原校址压乌山访问，并发表了《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的即兴演讲，称湘湖师范“能以读书之力力求创造”，会后应邀参加了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为湘师刊物《锄声》题诗，勉励学生勤奋学习，报效国家。

　　1931年年初，胡兰成由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转到湘湖师范任教。春，妻玉凤到萧山探访，时次女棣云出生仅三个月。胡兰成怕妻子一副农村妇女的穿着打扮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甚至不愿意让同事们知道她就是自己的妻子，第二天一大早就将她打发走了。暑假，胡兰成离开湘师回到老家胡村。

　　郁达夫为湘师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他，是点缀红色湘湖的另一抹新绿。

　　胡兰成走的是一条绕行的取巧路线，自始至终是浪荡子的做派，他在湘师，留下的只是笑谈。

　　翻开湘师的一页页历史，就会发现湘师是如此深深地根植于萧山这块广袤的大地。湘湖定山地区的27年教学历史，强调了“教学做合一”，学生一边读书，一边耕田、种菜；抗战南迁办学的8年，正式形成并确定了著名的“苦硬、实干、研究、进取、注重情谊”的12字“湘师精神”；西河路的38年，是湘师走向全国的成熟期。湘师共为萧山本土培养了2万名人才，开创了萧山基础教育的黄金时代。湘师的办学思想值得研究和借鉴，湘师的办学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这是留给萧山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国萧山的历史一片黑暗，湘师是唯一的光芒。

　　迁出萧山的湘师，其非物质文化的状态，仍在深深地影响着萧山。她的乡村建设实验、生活教育实践、南迁办学途中形成的“湘师精神”、传播科学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培养的大批人才、留下的珍贵文献资料，都是给经济腾飞的萧山，注入了一脉清新，给我们的后人，留有一个深刻的话题。

　　“教育引导，生活创造。努力引导，后波更比前波高；努力创造，后人更比前人好。不求相肖要相超，请看湘湖水浙江潮！”湘师校歌中，透出一股坚定的信念，历经岁月洗礼，仍熠熠生辉。“烽火湘师路”的艰苦时光里，那些为理想和信念不惜牺牲的青春回响，犹在耳旁。定山仍将保留湘师的教学楼，用来建“湘师纪念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一段历史。

　　“湘湖驿”   最美党建风景线

　　湘湖，一直是与革命分不开的。

　　湘湖，从来不缺乏红色。

　　在萧山，还有一所学校，曾经在湘湖边挺立，这就是中共萧山县委党校。萧山人习惯上称作“萧山党校”。

　　萧山党校最初设立在湘湖，到底是出于什么缘由，我不知道，也无从考证。在我看来，党校设在湘湖，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在萧山党校落户湘湖之前，湘湖早已与萧山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0年春，湘湖师范学校生活主任恽逸群当选为中共萧山县委书记，在湘师建立党支部，由7人组成，同时成立共青团，一度成为萧山组织活动的中心。萧山的党史，虽不能说从湘湖开始，但绝对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1933年6月，为配合抗日救国宣传，湘师师范学校学生组织“喈喈歌咏团”，先后由党员吴世春、金希树等人担任团长。歌咏团的足迹遍及浙南松阳及福建松溪等12个县市，《东南日报》《民生日报》等均有多篇评议文章，社会影响很大。

　　1937年11月，金海观校长率领湘师全校师生南迁流亡办学，七迁校址，一路辗转义乌、松阳、庆元、新窑（包括福建松溪的分部）、景宁、古市，直至1946年1月迁回萧山祇园寺。其间，发展壮大了学校，并为浙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党校在湘湖，时间不长。

　　党校在湘湖的日子，却是湘湖值得铭记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萧山干部来到“跨湖党校”（因学校位于跨湖桥附近而得名）学习。为何党校要从城区迁到湘湖？也许迁址原因是与湘师一样的。当时教师有10多人，学生嘛，时多时少。“海军仓库”这个地方，距离城区将近6公里，属于典型的农村，偏僻、荒凉，交通不便，可见的除了耕地和小山以外，只剩下砖瓦厂了，比较适合办学校。

　　到了1981年，党校迁到位于城区西河路上的“四进士”府邸（坐落在西河路花鸟市场，向南至南药弄口）。据传说，该府邸一门出了四进士。但据《萧山记忆（第一辑）2008年 》记载，是“世进士”而非“四进士”， 是萧山王氏家族的一处较大的住宅，主人是王宗炎。在清代，凡家中有人考中进士，大门上就悬挂“进士”匾额，人们习惯称这些住宅为进士第。但称为“世进士第”的，在萧山县城仅此一处。“世进士”府邸当时是属于部队的，有关部门提出把跨湖党校与部队大院进行房屋置换，党校迁到“世进士”府邸，部队迁到跨湖桥。“世进士”府邸以其“十万卷楼”藏书名噪一时，主人王宗炎乾隆四十五年（1780）登庚子科进士，未授官而归，学问渊博。其子王端履，清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著有《重论文斋笔录》等，也写过《湘湖竹枝词》。

　　1984年，萧山县乡镇工业局进行扩建，党校就迁到“东门干校”（就是现在的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分校位置），因为“东门干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停办。

　　2020年7月1日，“湘湖驿”党群服务驿站正式开始运行，湘湖，再一次以红色的名义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教育的理念、教育的课程设置、教育的方式、教育的习惯，乃至教育的对象，与党校有了千差万别，但渗入肌理的红色，却是一脉相承，这是党校在新时代的延伸。

　　本版面感谢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