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改写了浙江的文明史，她再一次以事实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发现令浙江人为之欣喜，更让萧山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然而，跨湖桥文化遗址被学术界真正认可，整整走过了十多年曲折的认识历程。在这十多年中，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一次试掘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从中倾注着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在这过程中也深深地体现了省、市、区领导对跨湖桥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关注。我们也不能忘记为遗址的发现提供重要信息的热心市民。没有这些热心市民为我们提供线索，没有文物部门的执着和坚持，没有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就没有跨湖桥遗址的今天。历史不能将他们遗忘。

　　■文/图 施加农

　　第一次发掘，年代问题曾遭怀疑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巫灵霄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位叫郑苗的学生在湘湖捡到了出土文物。

　　于是，市文管办施加农、倪秉章两人即刻前往电大，找到了那位学生的班主任胡建功老师。胡老师即刻找来了郑苗，并将他采集的石斧、石凿、动物骨器等史前出土文物拿给施、倪两人看。据郑苗讲述，他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就知道湘湖中有出土文物，地点在杭州砖瓦厂以西的500米处，曾看到过有石斧、石凿、骨针、骨哨等文物，去年还曾发现过一只小木船。

　　6月1日下午，施加农、倪秉章两人与郑苗一起前往湘湖进行调查。在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发现了大量的黑陶片、兽骨、鹿角、木器残件等文物。从现场情况看，遗址的大部分可能已遭破坏，但在土层的剖面还是发现留有厚1米多，宽30米左右的文化堆积层。说明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郑苗还动员其在萧山中学上学的好友黄巍，将同在跨湖桥采集到的骨耜、骨钉、木勺等十余件文物上交到市文管办。受到了市文管办的表彰和奖励。

　　骨耜是耜耕农业出现的标志。但施加农、倪秉章发现这个骨耜为钻孔式，与余姚河姆渡遗址捆绑式的骨耜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与萧山境内已发现的其他史前遗址出土文物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是一处非常特殊的史前文化遗址。由于遗址的位置处在以古湘湖跨湖桥而得名的跨湖桥自然村中，于是就把遗址定名为“跨湖桥遗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6月上旬的一天，施加农将湘湖区域发现了跨湖桥遗址一事，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伯谦做了汇报，并请求派考古人员进行发掘。14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芮国耀、杨楠两位专家由施加农陪同前往遗址现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当场就决定进行考古发掘，并要求湘湖砖瓦厂立即停止遗址范围内的取土。根据《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经费应由施工方承担”的规定，厂方同意出资3万余元，同时将考古发掘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至10月10日，跨湖桥遗址第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并于12月11日结束。

　　第一次发掘面积330平方米。出土有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等百余件文物以及大量的黑陶、彩陶碎片和骨角器残件，还发现了灰坑、建筑遗迹。

　　由于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面貌与以往浙江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完全不同，对遗址的文化类型和年代等问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必须对遗址出土的文物做科学的测定。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碳14对4个碳素标本的测定，其年代在8000－7000年之间，明显早于河姆渡遗址④层及罗家角④层，是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是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若真是这样，不仅萧山的文明史要追溯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期，就连浙江的文明史也要改写了。

　　出人意料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却在省考古所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专家对碳14测定单位所测定数据的准确性持有疑问，认为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先进，其年代只能与河姆渡遗址相仿，甚至晚于河姆渡。由此，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次发现和发掘，均未做公开的宣传报道，自然也未能引起世人的关注。

　　然而，萧山博物馆的施加农、王屹峰却始终认为，持否定态度专家们的观点也缺乏科学依据，只是一时间也无法以更有力的证据去证实它。因此，继续对遗址的寻找和发掘的愿望，一直埋在这两位专业人员的心中。

　　第二次发掘，八千年的历史得以确认

　　2000年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乐平先生有一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的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经与蒋先生商量，在萧山境内调查时，要求再到跨湖桥去寻找新的遗址点。12月下旬，王屹峰带着蒋先生来到跨湖桥再次做调查，在1990年挖掘的遗址东南面约300米处打探方，终于在距地表2米多深处发现了厚达1.5米的文化堆积层。跨湖桥遗址又一次被发现。

　　但是，在兴奋之余，却又让人感到万分焦急。因为此时的城厢湘湖砖瓦有限公司推土机还在遗址附近隆隆地来回取土，正逐步向遗址逼近。公司罗经理告诉施加农，过了春节，他们就要开挖“遗址”范围内的泥土，要不然，公司就会停产，200多人要靠这里吃饭。而公司又是刚刚转制，靠银行的200万元贷款在维持生产。情况十分危急，绝不能眼看着已发现的遗址再次被毁，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为此，施加农一方面向公司负责人交代了文物保护的有关政策，要求公司方在未经文物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遗址范围内取土；另一方面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并向萧山市政府申请考古发掘的经费。

　　此事引起了市政府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召集城建、土管、财税等部门的负责人，亲自到跨湖桥遗址现场听取博物馆施加农对遗址情况的介绍，以及对遗址发掘的必要性等情况的汇报。随后，萧山市政府就下拨了考古发掘的专项经费。

　　在一切前期工作就绪之后，第二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初开始，至7月下旬结束。本次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木器、骨(角)器、陶器，还有植物编织物、稻谷颗粒、纺织线等，进一步丰富了跨湖桥遗址独具风貌的文化内涵。

　　为了使碳14测定的数据更具可靠性，考古人员把跨湖桥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标本送请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14测定。2001年年底，北京大学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11个标本经碳14年代测定，与1990年发掘品测定的年代基本相当，也在8000－7000年之间。

　　至此，跨湖桥遗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3月26日至28日，在由萧山区政府、省考古所联合主办，萧山区文体局承办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权威专家普遍认为，跨湖桥遗址是一种有别于浙江境内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中独立的文化类型。第一、跨湖桥遗址没有发现三足器和石器钻孔技术，从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情况看，经济生活中狩猎经济占较大的比例，这些都是较早的时代特征；第二、跨湖桥遗存有较多接近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特征，面貌上接近洞庭湖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或汤家岗、丁家岗下层类型，因此，它们的年代相仿。第三、跨湖桥遗存的晚期和河姆渡文化可能有一段并行发展的时期。因此说，跨湖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2002年4月12日，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文物天地杂志社承办的“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中，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萧山有史以来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也是浙江省近二十年来新石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

　　第三次发掘，出土国内最早的独木舟

　　为了进一步发掘跨湖桥遗址的整体面貌，探索其文化内容的独特性，萧山博物馆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10月至12月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的地点在2001年发掘探方的东南侧，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出乎意料的是，不仅又发现了人工培植的稻谷颗粒和大量的文物，还发现了独木舟和相关遗迹。

　　该独木舟残长5.6米，宽0.53米，舟的两侧有若干木桩，有数片木桨，还有许多经人为加工的尚未使用的木料以及当时的湖泊遗迹。很明显，此独木舟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湖泊、木桨等遗物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密不可分的共存关系。总之，这是一处保存相对完整的遗迹，而且是一处非常重要、有着重大考古研究价值的遗迹。这个遗迹的发现，弥补了跨湖桥遗址仅有遗物而无遗迹的空白。

　　对于独木舟的年代问题，根据独木舟所处的地层关系，是在最早的第⑨层，应该是在遗址的早期阶段，即：8000年左右。但为了慎重起见考古人员把独木舟的标本和遗址第⑨层的陶片标本分别请北京大学和上海博物馆做了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令人欣喜的是两不同标本的两种不同方法所测定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其年代都在8000年上下。这就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是目前发现的国内最早的独木舟了。这一发现将改写中国古代交通史和造船史，也彻底改变了国外学者认为独木舟起源于南部非洲的定论。从而引起了国内考古界和古船史界的强烈反响，也充分说明了8000年前的萧山，在交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在长江下游区域范围内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考古学家根据跨湖桥遗址文化性质，认定这是一种单独的文化类型，但由于跨湖桥遗址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遗址，缺乏一种旁证材料。在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来龙去脉等等问题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命名文化的条件不够成熟，必须要再找到一个与跨湖桥遗址同时代的，其文化类型又是相同的遗址才能正式命名“文化”。因此，对跨湖桥文化遗址的进一步调查，是摆在萧山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自2002年5月份起，萧山博物馆邀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先生一起在湘湖境内以及所前、石岩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5月，根据杭州铁路局倪航祥提供的线索，终于于5月10日在湘湖村的下孙自然村找到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下孙遗址。

　　根据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对下孙遗址联合进行的考古试掘，发现了明确的遗址文化堆积层。下孙遗址虽然也遭受了破坏，但保留面积还有5000平方米左右，而且保存情况比较完好。2003年11月对下孙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了近70个柱洞与灰坑，出土了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陶器，经碳14年代数据测定，遗址的年代在8000年左右，与跨湖桥遗址处在同一时期。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考察了下孙遗址的试掘情况后，露出了激动的心情，并且认为命名“跨湖桥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年11月上旬，施加农与蒋东平两人再度赴京，向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汇报了下孙遗址发掘情况。严先生对下孙遗址的发现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2004年12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暨《跨湖桥》报告首发式”新闻发布会上，严文明先生代表来自全国各地40余位考古学家向媒体宣布“跨湖桥文化”的命名。至此，考古史上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名称诞生。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达到历史的高峰。

　　“跨湖桥文化”是继“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之后，浙江省境内又一个新石器时期文化，而且是当时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为浙江的史前考古，谱写了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