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淼水
许廑父（1891—1953），名与澄，字弃疾，又字一厂（庵），别署颜五郎，萧山浦沿许家里村人。幼入私塾，曾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十中）、上海中国公学。1920年就聘粤督莫荣新秘书，后抵沪，由《民权报》主笔何海鸣推荐，靠写作为生，在文坛初露头角，尤以《八仙得道记》出名，后又主编《小说日报》。1929年受会文堂书局之邀，续编蔡东藩未尽的《民国通俗演义》后两集。1930年返杭州就任《东南日报》副主编。1931年浙江商学社成立，他又接办《浙江商报》，抗战时期，曾任浙江省茶叶运销处主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秘书等职。1953年病逝于杭州。
文思敏捷，人称“许一万”
许廑父与当年所谓的“鸳鸯蝴蝶海派”徐枕亚，及《民权报》主笔何海鸣是莫逆之交，与当年言情小说家许啸天、郑逸梅、包天笑等一起蜚声文坛。早期著作有《浪江风月传》《情海风化录》《武林秋》《南国佳人传》《历代剑侠》《碧海精禽》《心印》《如意珠》《中国女海盗》《上海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年梦影录》《论语新解》等，尤以《八仙得道记》为人喜爱。他思路敏捷，撰文极速，一个晚上能写数千言，甚至万言。这在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年代，确实不易，于是便有了“许一万”的称号，短短数年间仅小说就出版了20多部，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题材也以言情为多，故在文坛上也说他为“鸳鸯蝴蝶派作家”。
他还有两个爱好，一是美食家之称，特别擅长做牛肉，其“许制牛肉”是他的看家招牌菜，每每请客必亮此招牌。当时另一位著名作家徐卓呆也擅长做牛肉，于是徐、许必有一争，乐坏了那批文人骚客。
他对戏曲也特别爱好，是个十足的票友。1934年浙江水灾，艺术大师梅兰芳到杭州义演，专门到报社拜访许廑父，称他为“杭州名票，戏剧界前辈”。中国话剧先辈欧阳予倩还曾是许廑父的弟子。
许廑父出手甚快，作品也深受小市民所喜爱。但十里洋场生活不易，虽然笔耕不辍，毕竟有限，又因写作也须深入生活，加之他生性豪爽，一掷千金也在所不惜，所以日子并不宽裕。有次他举办百蟹宴，一席数百元。可此时他身无分文，只得赊欠，到月底用稿费还债。为了生计，他想出了个招收“遥从弟子”的名堂，类似于今天的函授。因当时他的写作已经名声在外，故参加者不少，共办了八期，收入不菲。
许廑父一生浪迹江湖，交友甚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与官僚军阀、巨贾、名媛以至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均有交往。对“民国”时期的众生相，观察入微，由此使他掌握的写作素材极为丰富，下笔为文得心应手。同时对当时的种种社会病态、官场恶习也深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蔡东藩一样，怀抱爱国忧民之思。他50多岁时写过一部《镜花新缘》，沿用旧小说《镜花缘》中的人物，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描写了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显然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是不够恰当的。
1921年，许廑父应会文堂书局之邀，为萧山老乡蔡东藩续写未尽的《民国通俗演义》后两集共40回。许廑父是蔡东藩的朋友，同被称为东越文宗，但却为续写之事费了很大的心力。因蔡东藩的历代演义，是严谨的历史通俗之作，而许廑父是以写小说为主的文人，缺乏严谨的文风。他当然不敢造次，也必须以严谨的笔调续写，力求在立论、章法、文字上与原著保持一致。好在他一生经历丰富，所掌握的素材相当丰富，最后“续写”得也相当完美。
进入报业，曾任社长总编
上世纪30年代初，浙江商报社社长邱不易，因原有主编朱松庐去沪，便聘许廑父到杭担任《浙江商报》主笔。杭州毕竟是自己故乡，许廑父便随口答应。不料该报一无资金，二无销路，许廑父一介书生，不善经营，所以在收入上大打折扣。因而他以其弟许信义名义为《东南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该报总编刘湘女见其文而奇才，即走访许廑父，拟聘他主持评论，他答应暂时兼任。《东南日报》是浙江省国民党的党报，社长胡健中提出“要想主持评论，必须加入国民党。”许廑父自认无党派民主人士，不愿加入。后经刘湘女折中，聘请他为该报编副刊《小筑》（后改名《吴越春秋》），兼每周写一篇评论。
其间，许廑父结识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百顺及副行长寿毅成，请他们资助并改组《浙江商报》。金和寿乐于其事，联络了社会名流50余人，每人出资50元，于1934年组成“浙江商学社”，推举寿毅成为社长，萧山同乡韩祖德为浙江商报社社长兼发行人，接办《浙江商报》，许廑父任总编，兼《东南日报》编务。
次年，韩祖德辞去社长职务，由许廑父接任社长兼主编。但自此该报失去经济资助，须自给自足，故该报实际上成了许廑父的私人企业。他大刀阔斧地精简冗员，调整人事，由何剑松任主编，章达庵为经理。章是许廑父的学生，师生同心协力，刷新版面，增加商业新闻及物价栏目，特辟《生意经》副刊，《社会服务》专版，面目为之一新。这张报纸至抗战爆发后休刊。随后，经友人推荐，许廑父随浙江省建设厅内迁丽水办公，任建设厅机要秘书，临行嘱咐报社同仁，万一杭州沦陷，千万不能当汉奸，否则不许来见我；如生活有困难，可来丽水，当为安排职业。报社业务必须出版到最后一天撤离。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许廑父随国民党浙江省建设厅再度内迁，省政府分配他负责管理茶叶、桐油等，严防走私资敌。次年秋，茶叶专家上虞人吴觉龙来到省府。吴觉龙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名义，聘请许廑父为浙江省茶叶运销处主任。在丽水工作时他还为省政府黄主席撰写的回忆录《五十回忆》润色，为这篇官样式的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可读性。
追求进步，宣传党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浙江商报》复刊，1947年他主动与朱祖舜主办的《浙江日报》合并，改称《工商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许廑父看清时势，追求进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国民党逆潮流而动必败。”于是将《工商报》在出日报的同时，增出晚报。通过《晚报》版面，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当时杭州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当局危害了学生领袖于子三。这一事件发生后，省新闻处处长孙义慈亲自来到报社，要他刊登歪曲事实的新闻，被他坚决拒绝。次日《工商报》登出游行横幅照片《拿刽子手的头来祭于子三》，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行动。有报社进步记者被杭州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骗走扣押，他不顾自身安危，直接打电话去要人。国民党召开国大代表会议，他撰文说这是“大观园”开代表大会，以讥讽时弊。因此报界都称许廑父是爱国、革命的报人。
许廑父于抗战胜利后，租居于中山中路积善坊巷8号，此处原是涌金门“二我轩”照相馆老板余寅初的住宅，后转卖给浙江兴业银行蒋抑卮儿子蒋赓声。这是一套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的坡顶式楼房。晚年许廑父日常去报社，但有重大事项一般均在家中客厅召集相关人士商讨。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廑父身体状况已不如先前，据报社同仁回忆，已经是“身材瘦小、面色苍老”，“看起来已近60岁”，但仍谈笑风生，逸闻趣事，所知极多，信口道来，如数家珍，幽默诙谐，耐人寻味。在商谈《浙江商报》开辟《税务周刊》时，他主张道：“一期最好不要只发一篇文章，宜大小兼备，拼盘式的。”就是说版面应当活泼一点。尽管后来《税务周刊》只出了几期，但很受读者欢迎。
1947年《工商报》发行量一度升至全省第二，许廑父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岂料国民党政府因发动内战，加之腐败成风，经济全面崩溃，物价飞涨，报纸改为米价折算，报社业务日落千丈，勉强维持到杭州解放，后经军管会核准登记续办，到1949年11月因经济不支而停刊。
许廑父是民主人士，除参加“杭州市作家协会”外，其余社会团体均不参与。但他广于交际，与杭州各大、中行业的首脑人物都有交谊。对报社的职工量才录用，也从不过问其政治面貌。他在抗战前夕曾家居萧山城区韩家弄，他妻子傅素珍是城区傅瑞源铜锡店店主傅炳炯的女儿，1937年11月30日日机轰炸萧山县城时住宅被毁，才迁居杭州，直至1953年病逝于杭，身后萧条，身边只留下义女“阿宝”，遗体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后由家属迁至浦沿原籍，叶落归根。
许廑父的一生虽有过艰难困苦，但可以说是活得风流倜傥。他以他的机灵和豁达，不避世俗，入乡随俗，既满腹诗文，又不以文人自居。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终成就了他既不显耀，也不平凡的一生，让后人难以忘怀。故老一辈的萧山人，特别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萧山文化人几乎无人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