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瓷器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是与我们勤劳智慧的先祖们在史前时期长期烧制陶器相关，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在南方地区用高温烧制成功了印纹硬陶器，对瓷器的烧制成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从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无论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之滨，陶瓷器都是出土文物中的大类。

　　我国陶瓷器生产源远流长，它绵绵传承了中华文化特征的历史文脉，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近些年来，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兴起，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海底打捞出数艘沉船，这些沉船中出水的文物告诉我们，至少在唐代我国的瓷器已经开始大量的外销。其中，浙江地区出产的唐代越窑青瓷器，最远销往非洲东海岸。在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考古打捞出水的历代沉船中，瓷器都是数量最大的贸易产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日本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西方人认识中国，可能就是从瓷器开始的。因此，中国被西方人称为“瓷器的母国”。明代西方的权贵们称中国的瓷器为“白色的黄金”，英文的中国称China，China指的就是瓷器。这就告诉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瓷器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文/图 通讯员 施加农  记者 徐益欣

　　萧山，源远流长的古陶瓷文化

　　中国瓷器的起源地主要是在浙江的太湖之滨到钱塘江流域一带，萧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浦阳江流域的进化、浦阳、所前等地发现了20多处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窑址，为萧山作为中国瓷器起源地之一提供了实物依据。萧山，不仅有中国最早烧陶瓷的窑——商代原始瓷窑遗址，又有东汉时期最早的成熟青瓷窑址的物证发现，这两者在中国陶瓷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还在所前、湘湖等地，发现了唐宋时期青瓷窑遗址。这一系列的陶瓷烧制遗存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萧山古代从3000多年就已经开始生产瓷器。萧山的先祖为瓷器的研发、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古陶瓷，是特具意义的文化遗存，是萧山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金名片。

　　在萧山已发现的古窑址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进化地区以茅湾里窑址为代表的古窑址群，被中国陶瓷界定名为“萧山窑”。调查发现，在大约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20余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窑遗址。更有意思的是，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周朝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有窑烟”的民谣。这首流传了2500多年的民谣，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似乎把当时陶瓷生产的繁忙景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茅湾里窑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萧山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4年5月浙江省政府又重新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窑址保护的范围仅限于裘家坞，长度不足100米。1996年年底，萧山博物馆的施加农、王屹峰二人对窑址再次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与裘家坞相连的狮子山、蜈蚣腿山脚下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瓷片堆积层。这种陶瓷片堆积层，是当时烧窑时出现的不合格废品，于是都被就地倒掉。而这种废品的堆积层就成为文物考古人员寻找古窑的线索。根据新的调查，茅湾里窑址实际的面积范围又扩大了三倍，保护范围达20000平方米。2006年5月茅湾里窑址与跨湖桥遗址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了萧山无国保的空白。

　　考古调查还发现，进化、所前和浦阳等地区20多处春秋战国时期窑址的产品基本相同，几乎全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日用器皿。品种主要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两大类。所谓的印纹硬陶，是指陶器的表面拍印有各种几何型纹饰，在高温下烧制而成的陶器。学术界也称其为“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对“硬陶”的称谓，主要是有别于低温下烧制而成的“软陶器”。而原始瓷器，是因为瓷器的胎体相对较松，胎釉结合较差，烧窑时温度不稳定，其产品的表面较为粗糙，吸水率偏高，故称其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这种原始的瓷器，就是后期瓷器的鼻祖。进化地区窑址中的印纹硬陶以罐、坛、瓮等贮存器为主，并有少量的杯类器。其成型方法是用“泥条盘筑法”，再在表面拍饰各种几何形的图案纹饰。原始瓷器大多采用“轮制成型”技术拉坯成型，外施青黄色釉。器型以碗、盘、碟、杯、盅为主，少量的原始瓷罐类器皿的成型方式与印纹硬陶相同，只是外观罩上了釉，便成为瓷器。

　　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在萧山首次发现

　　由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古窑遗址废品堆积层中同时叠压着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碎片，故学术界对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是否在同一窑烧制，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陶与瓷胎体原材料的化学成分不同，耐高温程度有明显的差异，两者在同一窑内烧制是不可想象的事。2001年10至11月间，为配合03省道东复线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联合对进化邵家塔村的前山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具有非常意义的成果，揭开了多年来缠绕在学术界专家们脑海中的谜团：

　　一是首次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

　　所谓的龙窑，是呈长条形，有一定坡度便于升温拔烟，因其形似龙，故称。龙窑的窑头在下方，是投柴点火的地方，称火堂。中部为窑身，是装烧产品之处。然后是窑尾，窑尾设有出烟孔。在此之前，古陶瓷学术界只是在绍兴等地零星发现有残缺的龙窑遗址，对早期龙窑完整的形制究竟何种模样，始终未曾发现过。进化前山窑在发掘过程中揭露出了一处比较完整的龙窑遗址，窑头、窑身和窑尾三部分的遗迹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窑长近12米，宽约2.2米。火堂呈半圆形，窑壁残留近20厘米。遗址上发现了窑的拱圈顶塌陷的痕迹，还发现有因高温烧窑时，草木灰等凝结而成似玻璃状又被称为“窑汗”的结晶物和扁圆形的垫珠。为研究早期龙窑烧制陶瓷器工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完整龙窑遗址的首次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陶瓷龙窑形制与结构及龙窑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1年11月进化前山窑春秋战国时期龙窑遗址发掘现场。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完整的龙窑遗址

　　二是揭开了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合窑烧制的谜团

　　考古人员发现，在窑头部分残留着原始瓷器烧制后的碎片，而在窑尾处残留的是印纹硬陶的残片。这一发现，证明了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确实为同窑烧制。只不过，更需要高温烧成的原始瓷器在烧窑时必须放置在窑头部分，而印纹硬陶则放置在相对温度较低点的窑尾处。这一发现，彻底揭开了多年来学术界疑惑不解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是否为同窑合烧的难题。2005年省考古所、萧山博物馆联合对进化的安山窑址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又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座龙窑，而且认定印纹硬陶与原始瓷也是同在一个窑内烧制。为了更进一步弄清这一特殊现象，考古人员对出土印纹硬陶胎体的成分进行检测，原来它的胎体与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耐高温的瓷矿石（瓷土）制成。这就彻底解开了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合窑烧的谜团。因此，印纹硬陶的烧结程度也非常高，叩之有金属声。而这种印纹硬陶器一旦施上釉，就成为瓷器了。

　　窑址中发现的玻璃状结晶物。这是由于在高温下烧窑时，窑内的草木灰所形成的“窑汗”。这种“窑汗”现象被烧窑的工匠们发现后，便发明了瓷器的“釉”。

　　印纹硬陶、原始瓷窑或是越国的制陶基地

　　调查发现，浦阳江流域的窑址，基本都是生产日用器皿，而未见有仿造青铜器的礼器。说明这些窑的产品都是为了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求而设立的。那么，当时为何要在进化地区这么狭小的范围内设立数量如此众多的陶瓷窑？当时越国的总人口不过十余万，而整个萧山南部更是人烟稀少，对陶瓷器的需求量怎会有如此之大？

　　萧山的考古人员认为，这么多窑的设置，很可能是2500年前吴越两国长期交战，越王勾践为“复国雪耻，发奋图强”，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过程中而作出的国家行为。勾践明令禁止民间不得使用金属类器皿。因此，民间对陶瓷器的需求量必然大增。而进化地区瓷矿石的含量非常丰富，有十分充足的陶瓷器原材料；丘陵地带的坡度适合搭建龙窑；植被茂盛，有足够的燃料供应；浦阳江径流而过，以船运输陶瓷产品十分方便，利于贸易。越王勾践的举动，成就了萧山作为越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也促进了瓷器生产的质量明显提高。

　　茅湾里窑址原始瓷的标本经测试，其吸水率已明显低于成熟瓷器的标准。若不是战国后期的战乱，中国成熟的瓷器应该在战国中后期已经出现，比目前所知的东汉时期出现的成熟瓷器会提前数百年。但无论战乱是否出现，萧山早期大量的生产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基础毕竟存在，这为东汉时成熟瓷器在萧山永兴河流域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萧山因大量陶瓷器窑的存在，直接惠及了萧山本地人。瓷器的普遍使用，无疑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虽然无法直接目睹数千年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是哪些陶瓷器，但我们从大量古墓葬的陪葬品中，窥视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用陶瓷品。勤劳智慧的萧山先民在瓷器研发生产中的伟大创造，不仅造福了萧山本地人，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