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哲君

　　“打工人”这一词不止一次出现在“哲角寻味”里。今年我们最关注的，不是老板们的压力，而是“打工人”的身体。

　　互联网公司员工加班闹心梗，“内卷”成为日常；湖北一保安和外卖小哥太“敬业”，一个不让进，一个非要送，发生争斗；基于知乎、微博、虎扑的大数据整合发布的“2020网友票选人生十大烦恼之事”中，排名第一的“楼上、邻里、街道居住噪音”的评论里，“键盘侠”打出“恨不得楼上那家人突然消失”的诅咒。

　　这一年来，网暴变得“容易”。古人万万没想到，“口诛笔伐”这个词得以在21世纪初被互联网书写得如此具象。互联网社交体验无比畅顺，现实中人际互动却无比割裂。

　　有人问，人性如此荒芜了么？灵魂该扎根何处？

　　经济需人文“供血”

　　我们都在谈内部大循环这种经济现象的时候，以上现象却在提醒我们：内部大循环的畅顺与活力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支持，来打通内部大循环遭遇的堵点、痛点。

　　它们来自非经济因素：人们是否具备充足的获得感、保障感、公平感、希望感；柔性化社会服务供给，例如社会了解与社会沟通，是否充足；人文教化和法治意识是否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

　　简言之，增加“能够带来社会信任的资本”。

　　去年，我曾写过《“一张报纸，一杯茶”的辰光》和《你向往的生活 逾越不了半城的距离》。探讨过，为什么我们连读完一篇文章的耐心都没有了？连和朋友吃个饭的耐心都要从打工日志中挤出来。就在我上周刚写完《再见，朋友圈》后，一位小哥制作了一条“假装在新疆”的视频，他就想看看有多少人能察觉朋友圈漏洞并直言，可结果大部分人都在夸赞，只有他家人刨根问底。以此窥见朋友圈更像“人设炫耀圈”。

　　我们在追求效率，追逐资本，口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人却越发焦虑。究竟怎样才算人与人的健康互动？

　　社会精英都去了哪

　　“人文红利”的概念，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2年多前提出的：“打工人”的精神面貌和心智品格，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共氛围、家庭责任、职业伦理、互敬互信、社会关怀、自我修养等。

　　我们度过了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打工人”受教育水平提高，给经济发展带来红利。人才红利的增长对冲了人口红利的下降，为经济发展继续提供人力资本支撑。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人才济济，人才红利还将继续增长。

　　但光靠人才红利够吗？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秦朔，在评论标题中明确点出对人文红利的期待——同样是教育，方式、方法是否有利于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健全思维、文明人格的培育？同样是就业，职业选择和价值实现方式是否更加有利于生产性创新与风险担当？

　　2019年，北大发布的就业报告，校本部49.79%的毕业生去了机关和事业单位，27.14%去了国企；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说：“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很多天之骄子从事着和所学专业没什么关系的简单体力劳动……

　　一个很寒心的故事。美国某大学的一位量子物理学教授立誓再也不收中国学生，原因是他曾遇到过一位欺骗并“抛弃”他的来自中国的孩子。那个学生开始诚意满满地说：“教授，如果你能让我读你的博士，真是我此生最大荣誉。”可就在那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去那读了一年之后，毅然转读金融学博士。理由是“金融学更好找工作，赚更多的钱”。这位教授为此专程驱车到这个学生楼下，想搞清楚“不是说好要一起做研究的吗，这不是你此生最大荣耀吗”。教授在外苦等他一个多小时，而这个中国学生连门都没给他开。

　　创造比制造更有动力

　　我们越来越主张尊重个人选择，但如果过分追求个人选择，就会形成集体偏颇。《荀子》有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在于“驾驭物欲”。人成才后，如果没有健康的价值观，不能自我约束，不知敬畏，那依然成不了一块砖，人际关系也将变得冷漠。

　　人都有功利之心。短期功利主义者是为“混口饭”；长期功利主义者是为了“争一流”；还有一种“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他们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要有作为，先学做人。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本来是人的本性，可纵观四周，高效、求稳、从众的物欲正扫向“打工人”。

　　在AI时代来临的背景下，需要的已经不仅是理工素养的“制造”，而是有艺术素养的“创造”，这就是人文、美学的作用。世界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更多真正热爱生活的“长期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