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澄华（1912-1970），萧山坎山盛家坞人，是实业家盛练心之子。少年时就读于萧山第三小学、绍兴第五中学（今绍兴中学），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复旦大学外国语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专注于法国文学研究和对著名著作的翻译，是我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杰出学者。1940年回国后受聘于大后方的西北大学任副教授。三年后调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转至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他的一生致力于研究法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尤其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纪德的艺术思想和主要著作倾注了毕生心血，被沈从文、钱钟书等著名人士赞誉为才华横溢的学者。

　　■文/ 朱之父

　　纪德研究的集大成者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具有共产主义观念的现代法国乃至全欧洲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赞赏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信仰马克思主义。1925年去非洲考察，发表《刚果纪行》《从乍得归来》，无情抨击列强帝国的殖民主义。1936年他与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等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实事求是地发表了对苏联的观感。

　　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我国掀起过翻译纪德作品的热潮。如张若名，1930年发表《纪德的态度》；郑超麟翻译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于1937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重印了好几次，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影响了郑超麟的个人命运。还有如戴望舒也在上海某杂志上刊登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沈宝基于1936年在《中法大学月报》上发表了纪德创作生平；刘莹1936年发表于《文艺月刊》的长文《法国象征派小说家》，把纪德列入象征派小说家；还有卞之琳作为纪德作品的主要译者之一，介绍了盛澄华在研究介绍纪德学术上作出的成绩。

　　这一现象令专注于纪德研究的盛澄华深感不安，因为盛澄华与所有翻译、介绍纪德的学者不同，他与纪德不仅是文字之交，更有个人感情上的交往。他在巴黎与纪德的交往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纪德的思想言行非常熟悉，他深知纪德的艺术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轨迹。所以他当时就认为大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纪德。

　　尤其是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都遭到种种责难与误解，超越了文学层面上的种种批评甚至谴责。但盛澄华对纪德不仅熟悉，而且深知他的心理和情感，所以盛澄华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纪德思想与艺术的演进角度，评价了《从苏联归来》表达的观点及所谓的思想“突变”。 他非常清楚，纪德从苏联回来后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只是如实地、友好地说出了当时苏联普遍存在的贫困，商店没有商品，工人生活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人们缺乏独立思想。但他仍然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只是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澄华理解纪德一生追求自由与解放，同情压迫者痛苦的一贯态度，《从苏联归来》应该是纪德对苏联存在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做了善意的指正。所以当纪德于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盛澄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纪德，于1948年将自己多年来写作的有关纪德的文章，以《纪德研究》为题，由当时国内的森林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为国内最系统、最全面地介绍和研究纪德的著作。也是他花了一年多时间，读了纪德全集，记下了1313页蝇头小字笔记的结晶，是他研究纪德的代表作。

　　该书不仅全面地论述了纪德走过的文学道路；介绍了《纪德的文艺观》，还介绍了纪德作品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其中的《纪德在中国》一文，则介绍了纪德作品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纪德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概况。还附录了纪德作品年表和纪德写给他的14封信。盛澄华的《纪德研究》，是为我国读者了解法国文学、了解纪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正确的指引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

　　为研究纪德付出了生命

　　盛澄华专注于纪德研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他不曾料到，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纪德研究竟然影响到了他的婚姻与生死。

　　早在巴黎深造期间，他通过友人介绍，结识了一位名叫韩惠连的女友。韩女士觉得盛澄华是个不会生活、不懂爱情的书呆子，原本不再想去理睬盛澄华。但没有想到盛澄华在第二年接二连三地写信向她求婚，韩惠连一度被他打动，曾准备和他结婚。但在与盛澄华的接触中又一次让她失望。然而盛澄华就如追求真知那样，竟然直接给韩惠连的父母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做了介绍，表明了求婚的诚意。没想到未来的老丈人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全家讨论通过，赞成女儿和他在国外成婚。婚后，盛澄华才以深深的爱，感动了妻子，共育了五个孩子。但不可理解的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盛澄华竟突然提出离婚。由此可见盛澄华确实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甘于内心归于平淡。韩女士当然也不示弱，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生活，可盛澄华却又再婚。这些举止在一般人看来确实感到盛澄华是否精神上有问题？

　　然而，盛澄华并没有理会他人对他是否理解，自认为自己起码是一名忠诚的学者，他无法理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当时我国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使研究、翻译纪德作品成为他的一大“原罪”。他更无法理解自己此前的一切努力和付出，以及赢得的名誉，都因研究纪德而付之东流。他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自己的生命也止于“文化大革命”。或许他至死都没有理解自己读纪德、研究纪德、写纪德究竟错在哪里？

　　他临终前，只有儿子告诉母亲说“父亲到了鲤鱼洲后，一直和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挑河泥、拦湖造田，一起睡在铺着稻草的帐篷里。”可是此时的韩惠连还能做什么呢？

　　盛澄华几乎从未觉察到自己患有心脏病，只知道按照领导上的要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天上午又去湖边劳动，在中午回来休息的路上感到有些不舒服，就直接去了医务室，据说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后，他感到更不舒服，痛苦得呻吟不止。医务人员束手无策，提出送往南昌城里的医院。但没有车，只得用担架抬着走，走到公路上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拖拉机，将担架抬上去，一路颠簸着前进，送到医院时盛澄华已经没有气息了，一位大学教授、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任何遗言，无声无息地走了。这位与纪德往返书信、悉心研究和翻译纪德作品的专家从此停摆了生命之钟，终年57岁。纪德亲笔签名赠予他的整套《纪德全集》，竟然落在北京东安市场中的一家小书店，后来也就下落不明。

　　挚友辛笛对盛澄华的追思

　　盛澄华的秉性和遭遇，一般人均以为他致力于研究而不通人情，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有他的挚友、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辛笛（本名王馨迪）才理解他的个性。盛澄华在巴黎就读时，就不考学位，不考文凭，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纪德。他对个人生活非常随意，连所用手纸也是将前一天看过的《巴黎晚报》裁成方块，权作草纸使用。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辛笛知道他文艺修养极深，而对哲学或马克思的书籍读得不多，但笃信纪德。但他并非是所谓书呆子，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因学生领袖被军警逮捕，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领头发起罢课，得到响应。第二天他又带领其他师生，罢教罢课，接受采访，发表声明，迫使当局放人。

　　1949年3月，尽管北平还没解放，但清华园里已洋溢着解放的气息，他就积极地投身其中，对未来充满乐观，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50年代后期，他对与韩惠连离婚一事深感内疚，曾投昆明湖自杀未遂。当时韩惠连也在清华任教，许多教师教授都不理解，因为他们夫妻间并没有发生矛盾或争论。据说下水后的盛澄华想到了惠连和孩子们的痛苦和困难，又从水中爬上了岸，只是不肯吃饭、不肯见人，惠边知道他一时想不开确会走向极端。是校领导要惠连去劝慰他，他也表示今后再也不做这种糊涂事。他对自己确实不大关注，明明已有心脏病，却不当回事，结果死于一次强度较大的劳动中。北京大学对他评价还是公正的，认为他思想上要求进步，工作积极，教学有方，是一位有成就的教授。时在上海的诗人辛笛得知此噩耗，愀然良久，书写了七绝：

　　一从岭外羽书驰，报我梅开喜可知。

　　但惜故人乘鹤去，墓前宿草已离离。

　　何期一别即黄泉，未尽文才为舛偏。

　　回首少年维特梦，欲挥无泪洒尊前。

　　诗后补记：窗友萧山盛子澄华生前为海内研究法国文豪纪德的有数名家之一，抗战期间在大后方译有《地粮》《伪币制造者》《日尼薇》等作品，胜利后并将论文多篇辑成《纪德研究》一书。兹北京大学陈古元兄过沪，再告澄华已于一九七○年秋病殁。回忆我辈同在少年时代酷爱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而尔后澄华治学之余则身体力行，理智不能胜情，往往偏颇任性，遂终不免于坎坷，思之不禁怆然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