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浩军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朝廷震惊，于是有了小站练兵，练兵是清廷战后改革中最突出的举措之一。小站是天津东南35公里的一个铁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淮军曾在此屯田驻扎。袁世凯练兵成功，小站将领们也由此发迹，后来发展成了北洋军事集团，他们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小站练兵起始于胡燏棻，他本籍浙江萧山，是他让中国从旧军制转向新军制，推进了中国军事的发展。
胡燏棻提出的建议
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李鸿章借助西方军队协助防守，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于是李鸿章倡导兴办洋务，引进先进武器，倾心打造北洋海军，号称亚洲第一。然而，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日军攻入朝鲜，清军不敌。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日军渡过鸭绿江。
泱泱大国居然败于弹丸小国，真是奇耻大辱。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对清军战力产生严重怀疑，开始认识到原有军队不可凭靠，大清要维持生存，必须谋求改进，组建新式军队。
一时间，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建立新的武装成为“救时第一要议”，各地变法、自强之声更是加快了这一步伐。其间，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提出购买先进武器，按西法练兵，以强国强军，抵御外患。胡燏棻也是积极呼吁西法练军的官员之一。胡燏棻进士出身，曾任广西灵川知县、天津道、广西按察使、两权布政使，他受李鸿章影响，喜谈洋务，有一定的新式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对于清军的腐败落后，他在广西任上就上书抨击。
其时，甲午战时编练新军之议，还有一位外国人汉纳根。汉纳根是德国前军官，曾为北洋水师效力，参加了黄海海战，表现英勇还负了伤。正当日军侵入、关外防务吃紧之际，汉纳根提此建议，光绪皇帝极为关注，急召他进京咨询。汉纳根向清廷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整顿海军，添置新船等；对于对日作战，他还提出持久战的设想，认为大战无胜，应以小战牵缀日军，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还有，就是赶练新军。汉纳根认为清军平内患有余，御外侮不足，而日本早已明晓旧式军队不可依恃，自明治维新起即专仿西法整治军队，清廷应在冬天封冻期内赶紧新练战兵十万人，并用洋员为军帅，各营统将亦用洋员为之教习。如此练就一支劲旅，可抗外敌。
甲午战争的进程已到了危急关头，清廷采取措施以应对颓势，不久，就推出了一项救急之举。十月五日，清廷设立督办军务处，命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军务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帮办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步军统领荣禄、户部侍郎长麟为会办大臣，开办练兵事宜。
不久，光绪皇帝下了旨意，认为汉纳根的建议实为救时之策，着照所请，立予施行，“一切章程，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至一切教练之法，悉听该员约束等因。”光绪还准胡燏棻专折奏事，命他会同汉纳根赶速教练新军。
然而，荣禄、李鸿藻、盛宣怀等大臣却反对汉纳根练兵。李鸿藻对汉纳根练兵不以为然，认为此举后患无穷，而推荐胡燏棻练兵。盛宣怀亦认为汉纳根所开洋员薪水、外洋军火运费及军饷等费远超合理之范围。
其时，胡燏棻在山海关，十月二十二日，他驰回天津，接到督办军务处要求他会同练兵的密札。胡燏棻经与李鸿章、汉纳根往返磋商，反复思虑后上了奏疏。胡燏棻认为汉纳根似乎是要多购船械，从中牟利；其练兵募将之说，虽属良策，但筹款数千万两之数，朝廷饷力艰难；而且“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又援引唐朝安史之乱、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洋枪队之事，担心洋员过多，事权过重，积久难以约束，后患将十倍于倭，练兵虽解眼前之急，亦当为日后长计。胡燏棻剖析入理，在奏折中他也申明了自己的练兵主张。
其实，胡燏棻并没有带兵经验，缺乏足够的军事知识，据说他有一个得力帮手，他请了王植修作为助手。王植修是浙江定海人，曾任翰林院编修、直隶候补道，李鸿章命他办理过北洋水师学堂。王植修对新政和练兵都比较精通，助胡燏棻完成了练兵计划、代拟条陈。胡燏棻将条陈上报督办军务处。
荣禄虽然赞成西法练兵，但也主张编练、统率之权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反对汉纳根练兵，支持李鸿藻的建议。
而后，清廷认可了胡燏棻的建议，放弃了汉纳根的练兵方案。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命胡燏棻编练新军。
新军始于定武军
胡燏棻明干有为，结实可靠，又夙以谈洋务著称，为李鸿章所赏识。
天津遭受水灾时，一片汪洋，数万灾民流离失所。胡燏棻立即组织扩建北仓、西沽粥厂，赈济灾民，又迅速向朝廷奏报灾情，请求援助，“鸿章用其言，募集银三百数十万”，及时安置灾民。胡燏棻还率人堵塞南北运河堤坝缺口八十多处，有效控制了灾情，让老百姓在洪灾之年还能够继续种麦子。
这一年秋，胡燏棻进京觐见光绪皇帝，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他奉命督办前敌粮台。
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可是有的军队却擅自西行，逃离战火。胡燏棻深知那些招募的军队不可凭靠，于是上书光绪皇帝，请求遣散。此时，果然有蒋希夷部队预谋哗变。胡燏棻得到消息后，怀揣上谕，单枪匹马赶到军中，解散了募兵，平息了事端。
其时，清廷陆续着手改革军制，选派青年出国学习军事，设立军事学校，全国多地也展开了新军编练工作，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编练自强军。胡燏棻奉命练军后，即派员在天津招募精壮青年，又遴派干员奔赴山东、河南各地招募。三个月后，胡燏棻将招募的兵勇编成三营，屯集天津马厂，开始练兵。
胡燏棻练兵开局良好，这支新军号称“定武军”。
其间，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常和盛宣怀、胡燏棻等谈论练兵。胡燏棻即请袁世凯一起练。但是，袁世凯要抓的是新军军权，训练自己的军队，所开条件苛刻，两人未能谈拢。
胡燏棻此番练兵，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力求在组织、训练、技术、装备等方面改变旧式军队的落后状况，他还聘请了德国军官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又着力延揽各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十分重视对优秀人才的提拔使用。
甲午一战的结果，参战的湘军、淮军和各省防军、练军大部溃散，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李鸿章东渡议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惨败如此，举国震惊，外患迭至，各国欺凌，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社会各阶层。于是，在自强的口号下，朝野上下谋求变法图强，徐桐、张百熙、康有为等人纷纷提出了战后改革主张。
在练兵的同时，胡燏棻也在昼夜思谋，寻求治国方略，向光绪皇帝上变法自强疏，提出了强国十策：如开铁路以利传输、开民厂以造机器、开矿产以资利用、整海军以图恢复等等。
其中第八策为“创练陆兵以资控驭”，他分析了战败的原因，指出了四项积习：
“统兵大将，骄奢淫逸，濡染已深，军需日增，勇额日缺。上浮开，下克扣，百弊丛生。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身，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败，此病一也。”
“先事一无培植，一闻招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钤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此又一病也。”
“中国本地无著名之厂，件件购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绌为难，先事未能预备。及变起仓促，疆臣各办乃事，但以购得军火为责，未能详求，以致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粤制，并作一家，所由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画一，施放不能取准，此又一病也。”
“一切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犹得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即无不能御之敌，承讹袭谬，沿而不改，此又一病也。”
胡燏棻又提出了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的四法，即训官之法、练兵之法、放饷之法、简器之法，以及北洋、南洋以及各省新军兵员的规模。
他的这份万言书成为晚清军制改革一份重要文献。
国事艰难之际，光绪皇帝一心图谋励精图治，他看到大臣们的奏疏，甚是欣慰，详加批览。在众多奏折中，胡燏棻的奏折颇有分量，光绪皇帝将他置为第一，列在康有为所上奏折之前。光绪发布了上谕，将九份奏折四百里传各直省将军督抚，要求他们各就本省情形，悉心妥筹，酌度办法，并限期一月复奏，不得空言塞责。
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复光绪皇帝，认为胡燏棻等人整顿中国旧法，以起贫弱而致富强，“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最紧要”，南、北洋以及各省练军，所练西法都是皮毛，而“胡燏棻所奏训官、选士、放饷、简器四条，尚属中肯”。不少中央大臣和地方疆吏也发表了类似意见。
于是，对于胡燏棻等人的建议，朝廷次第皆采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将建言变为实际的政策，如“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
胡燏棻继续练兵，严加训练，很有成效。不久，督办军务处又准他所请可以扩军，但因马厂地方狭小，只有五营兵房，不利驻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胡燏棻移驻天津小站。
在天津小站后，胡燏棻扩充了军队，定武军规模达到十个营，计有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
胡燏棻的新军训练有方，面貌一新，这支定武军规模小而兵种齐全，费用比汉纳根方案大为节省。胡燏棻练兵也获得了好评，刘坤一阅看各地新军编练，在看了定武军的操练后，评价“所练定武军，已臻纯熟”。清廷也赞扬胡燏棻练兵“颇见成效”。
近代陆军训练自此开始，中国从封建军制转向了近代军制。
袁世凯捡了便宜
光绪八年（1882）七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吴长庆率军平叛，袁世凯亦随军前往。其间，袁世凯勇于任事，治军有效，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他还替朝鲜编练新军，获得了朝鲜君臣的赞赏，于是知兵善武的名声不胫而走。
袁世凯回国后，多方收集各国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加以吸收完善，形成了他的练兵规划。他将练兵规划呈给荣禄。荣禄认为袁世凯是胡燏棻之外，又一位能够重整陆军的人才。荣禄又将袁世凯引见给恭亲王、庆亲王。两个亲王也认为袁世凯的规划要比胡燏棻的更高一筹。还说，胡燏棻是浙江萧山人，官话不及袁世凯流利。
于是，督办军务处开始考虑由袁世凯练兵。
由于诸位亲王、大臣的举荐，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对于练兵、变法诸事，袁世凯奏对得体。之后，袁世凯又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涉及政治、军事及外交等方面内容，尤其重视练兵，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光绪也予以赞许，派他督办军务处差委。
袁世凯逐渐得到了各方大员的认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督办军务处讨论了三条意见，派胡燏棻督造铁路，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荫昌挑选八旗兵入武备学堂，等等。其后，分别召胡燏棻、袁世凯谈话。
胡燏棻转而督办铁路，小站新军便无统帅。
督办军务处奏请派员督练天津新建陆军，指出自强之道首重练兵，欲有强兵必更革旧制。汉纳根练兵之事中止后，胡燏棻所练定武军十营成效显著，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已被任命督造铁路，定武一军接统乏人。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戒机，请旨饬派他以定武军十营为本，督练新军。
其时，光绪皇帝一度犹豫，“据督办军务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他担心军费庞大，效果不佳，但是督办军务处如此极力推荐，他犹豫之后予以批准，“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檩之慎之。”光绪急欲报仇雪耻，强军希望在此一举，他语气相当强硬，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责成严加训练，不得重蹈勇营习气。
光绪皇帝旨意下达，胡燏棻再赴小站，最后一次典验全军人数、盘点军用物资、核对军饷军需，将定武军移交给袁世凯，就此结束了编练新军的使命。
袁世凯则如愿以偿，接管了定武军，后又扩编改建，易名为新建陆军。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大幕由此开启，他的权势与日俱增，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脑人物，左右大清朝局。
后来，小站还走出诸多民国总统、总理、各省督军以及大批的军政要员。
胡燏棻结束练兵之后即督办铁路，后又任顺天府尹、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礼部侍郎等职。
胡燏棻练兵，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是开创了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先河，成为袁世凯练兵的基础。他的军事改革思想和创办的新军，对中国军事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