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洪献耕 采访者：杨祥银 整理者：李永刚
洪献耕，1952年5月出生，浙江萧山人。1979年至1990年，在萧山县委和市委办公室工作，任秘书。后历任萧山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萧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萧山市文化局和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萧山区民政局党委书记等职。
1979年12月25日至29日，萧山县召开了农村促富会议，此次会议号召全县人民打破思想枷锁，敢于做“富”字文章，把萧山农村建设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富庶农村。洪献耕是此次促富大会的参与者与亲历者。此次会议为萧山经济全面发展吹响了进军号，揭开了萧山改革开放的总序幕，也被誉为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促富大会的
召开背景和筹备工作
采访者：洪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1979年12月25日至29日，萧山县召开了全县农村促富会议。此次会议号召全县人民打破思想枷锁，敢于做“富”字文章，把萧山农村建设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富庶农村。此次会议为萧山经济的全面发展吹响了进军号，揭开了萧山改革开放的总序幕，也被誉为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您当时担任萧山县委办公室秘书，可以说是此次促富大会的参与者与亲历者，所以我们今天想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后续的影响。
洪献耕：萧山农村促富大会，召开于1979年12月25日到29日。萧山这次促富大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敢闯敢冒、捷足先登的精神；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萧山人民要求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集体呼声。在我看来，这次大会是一场守旧与创新、保守与革命、传统与现代、束缚与解放的一个大较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县委就开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会议精神。从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包括干部队伍的组织、发动，到召开促富大会，县委整整酝酿筹备了一年。
通过1979年这整整一年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县委调整了思想路线，调整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原来的一些做法，现状让人觉得变化确实很大，尤其在理论上，在我们指导思想上，相应地出现了好多全新的观念，如当时提出要敢于做“富”字文章，造成“先富光荣”的社会舆论；要尽快把我们萧山农村建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的现代化新农村。
采访者：我们了解到，1979年上半年开始，县委就在一些会议上不断强调要立足萧山农业大县的实际，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社队企业等，即基本确定了“一个主体、两个翅膀”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您可否谈谈当时萧山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尤其是粮食生产方面？
洪献耕：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一些数据来说明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首先我们看一看1979年萧山开促富大会前的情况。根据数据显示，到1979年的时候，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亿元（市统计局《萧山五十年巨变》记载，1979年，农业总产值63063万元；市属工业总产值26151万元），而农业产值占了6亿元。还有一个数据，就是1979年的时候，全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55元。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在促富大会以前，萧山是一个纯农业的县，或者是农业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一个县。
这个数据发展到了2017年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萧山的农业生产，全年实现农林牧副渔增加值达到5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61亿元。还有一个是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很重要，刚才我讲到，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55元，而2017年我们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458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当年纯农业的思路发展，萧山想要走向富庶发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1977—1979年，靠纯农业生产带来的进步和发展确实微乎其微。反观后几年的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完全就是一个飞跃。所以，我觉得这要归功于萧山当年提出的“一个主体、两个翅膀”的思想。还有后来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流通和科技为牵引”的思路。当年提出的这些工作思路，今天来看仍然是非常好的。我们后来经常提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在当年，那时候提出以工业为主导，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试想你作为一个县，怎么可以摆脱农业？怎么能把农业放在一个不是主导的地位？那是不被允许的。现在回头看，不管是“一个主体、两个翅膀”，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流通和科技为牵引”，这些口号现在依然是很先进、很前卫的。
采访者：萧山的乡镇企业发展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我们知道作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萧山的社队企业始办于20世纪60年代。根据相关的统计，1978年，萧山的社队企业的产值达到7724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14％。那么关于萧山社队企业的发展情况，您能谈谈自己当时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吗？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社队企业？
洪献耕：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觉得萧山的乡镇企业，第一是起步早；第二有一定规模；第三它的整个架构布局比较好。当年的乡镇企业，从今天来看的话，比如说万向节厂，依然是今天企业的常青树。
万向节厂它的前身是公社的一个农机厂，公社的农机厂就是为我们农业机械生产加工一些配套零件，后来，它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改变经营方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跨国大型企业。像它这个企业起步就比较早，历史记录了企业发展史。伴随着萧山的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乡镇企业可谓异军突起，其发展明显快于周边的一些地区。
采访者：像万向节厂这种模式，您有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企业吗？
洪献耕：有的，如离万向节厂不远的杭州弹簧垫圈厂，这个厂在我们新街镇，当年叫新街公社。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浙江，至少在我们杭州地区和萧山，它是起步早、发展快的一个，它也是第一个同美国打越洋官司的企业，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事情。
当年浙江有三面红旗，都在我们萧山，一个村，一个场，一个厂。一个村是航民村，航民村在1984年就是全国的小康村，全国遥遥领先的。当年江泽民、李瑞环、乔石、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来此视察。它主要搞印染、纺织。它也是起步比较早，而且今天依然办得好的一个集体，是全国的一个模范。
一个厂，就是万向节厂，就是现在的万向集团。还有一个场是红山农场，是全国的三面红旗。时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彭真委员长也考察过，也是办得非常好。它是个农场，不是公社，不是社队企业。它这个性质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它和农工商又不一样，它的性质是集体的，不是国有的，属于集体的农场。它搞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它的工业产品包括建筑建材、轻纺、电机等都有。它搞得也是比较早的。所以萧山的发展，可以说都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的社队企业比较早地开始发展了，抢占了先机，从而带来了我们乡镇经济的一个腾飞，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采访者：据您了解，召开这次促富大会最早大概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您有印象吗？
洪献耕：从历史记载看，对这次大会召开，实际上在理论上、思想上已经足足准备了一年，足足的一年，包括干部队伍当中的准备。县领导在准备当中始终在酝酿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怎么样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萧山的落地更加符合萧山的民意，大家能够更加直观，更加明白，这就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要通俗易懂，能够让农民记得住，而且还要明白无误。所以大家觉得“富起来”这样一个口号，既是一个思想观念解放的过程，也是广大群众心中的一个愿景。所以我的理解是，县委集体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提出来叫“促富大会”。
促富大会开启
萧山改革发展大幕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会议的议程，作为会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由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费根楠讲话。那么这次会议，他的讲话会围绕着会议目的、意义和萧山促富的条件展开。他的讲话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当时的与会者的反响又如何？
洪献耕：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在当初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大张旗鼓地谈富、促富，我觉得有两个“惊”可以概括，第一个“惊”就是惊讶，很惊讶，非常惊讶。当初“富”就是修正主义，“富”就是资本主义，主要领导在大会上讲这个东西，不仅让与会代表惊讶，包括我们当初县委办一批搞材料的人也很惊讶，大家心里也很紧张的，会不会出问题呀？第二个“惊”是非常惊喜。套在头上那么多年的紧箍咒终于被解开了，以前关于要想富起来、要想发展起来，这些话都是不敢说的，今天这个紧箍咒没有了，也充分反映了萧山百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情可以讲一下，萧山区志办在编撰萧山市志，整理口述史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邀请我去，有一次，我去采访萧山当年的县委老书记金鸣珠同志。访谈之前，我事先有个访谈邀请函，请他寻找一些资料，提前准备一下。后来我去了之后，他说他一点资料都没有，其实他是保留了一份资料的，这份资料记载了在1980年的年初，也就是我们促富大会以后，省委紧接着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全省县市委书记都参加了，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个发言，这个发言就是讲促富。这一发言，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说的话，不亚于在钱塘江上丢下一块巨大的岩石，溅起很高的浪花。他给我看了一份什么资料呢，就是省委的一个会议简报，这份简报，就是萧山县委书记金鸣珠的一个发言。你看我们要去访谈许多内容，他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而唯独保留着省委工作会议上这个发言，这从侧面反映出来，这个事情给他这个老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说这个促富大会，对我也好，对我们与会者也好，既很惊讶，也很惊喜。在这以后，我们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历程。
采访者：这次会议还下发了几个典型的发言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大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抓生产，促发展和发家致富的典型事例。那么对于这几个典型事例，您还有印象吗？
洪献耕：我的印象当中有七个。这七个典型事例呢，就是七个公社，分别是欢潭公社、党山公社、新围公社、浦沿公社、许贤公社、石岩公社、城北公社。
这些典型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看到了这些先进榜样的力量，与会代表都积极参与讨论，大家情绪很高昂。心想：他们居然可以这样搞？那我们赶快回去行动，觉得四五天会议时间都太长了，我们得赶快回去搞。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这把火烧得很炽烈、很旺。
采访者：作为会议的重要议程，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个分组的讨论，在分组的讨论环节，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洪献耕：我觉得这样，这个时候讨论的特点就是，发声很集中，几乎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跟着领导下去听他们一起讨论。留下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思考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能够尽快富起来的一个便捷通道，更多是在寻找这个路子。例如，我们以后要做什么东西才能赚钱？我们养什么东西才能快速致富？更多地在考虑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思想通不通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才能尽快把它做起来。
促富大会的
积极意义与时代遗产
采访者：促富大会为萧山经济的全面发展吹响了进军号，它揭开了萧山改革开放的总序幕，被誉为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相关记录，1980年3月3日，萧山先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贯彻全县促富大会精神，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条件，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尽快使农民富起来。据您了解，促富大会精神后来是如何具体落实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府层面比较少提及促富大会精神？
洪献耕：会议以后，县里的领导很务实，他们很注重抓落实，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不是会议开过后就了事了，以会带会、以会带落实之类的，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所以这个会议以后呢，更多的就是领导下基层。下去以后，既贯彻全县农村工作会议，把这个精神落地；又能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与企业负责人去讨论制订发展规划，发展措施，去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也经常跟着领导下去，去公社、去当初的区里、去村里、去跑一些企业，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看看有什么具体困难需要帮他们解决。至于你问到的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少提及促富大会精神，我觉得在会议以后两三年，就好像不再提是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已经少有这样的讲法。大家比较放心放胆地去发展社队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比谁的发展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大家在意的是富裕程度了。
采访者：在您看来，此次会议对于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激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以后的工作中，您有没有具体感受到这种变化？可否结合一些具体例子谈谈？包括您刚刚提到也经常跟领导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件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洪献耕：萧山促富大会，它历史性的作用是解放了思想，就是打破了紧箍咒。这个太重要了，其实以前老是怕富，谈富色变，这个比较可怕。那次会议以后呢，富起来是光荣的，富起来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富起来再也不是怕这个怕那个的，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出台了许多好的政策，鼓励农民也好，鼓励我们社队企业也好，尽快富起来，加快走向小康之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这个变化是不可估量的。对萧山来讲，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会议似乎就是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清除了思想上的极“左”思潮，以后就放心、放胆、放手地搞经济。具体怎么讲呢？萧山现在经济发展有哪些体现呢？例如，今天的宁围，当年也是一个纯种养业的公社，它的诞生历程很短暂，也就是百来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发展得确实很好；红山农场，也就几十年的历史，这次会议以后，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放手搞经济，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发展迅速，所以红山农场20世纪80年代就走上了中国的小康路；像我们宁围的万向集团，至今还是我们中国企业的常青树，都是和当时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起步也早，步子也大，出的成果多，在我们萧山乃至全国都称得上是领头羊、排头兵、先行者，口碑影响着实不小的。
采访者：在萧山区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促富大会”入选“四十年激情创业·萧山区改革开放十大新闻事件”，足见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您看来，促富大会留给今天的最主要的时代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什么？您可否概括一下？
洪献耕：可以这么讲，1979年底的萧山促富大会，应该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动员会，也是经济大繁荣的一个布局会，更是以后我们社会大发展的一个誓师大会。由此，它带给我们萧山以后经济、社会跳跃式发展的一个引导效应、启迪效应、联动效应、持续效应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这个会议告诉我们，思想的大解放促进社会的大发展；思想解放到哪一步，我们生产力就发展到哪一步。改革创新永远是我们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动力。我们冲破了思想围城，让萧山的经济刚起步就实现了巨大的飞跃。那年的冬天，我们百万萧山人明显地感受到了有股暖暖的春意。那年的冬天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思想交锋的沉重。这次大会开启了萧山改革发展大幕，它让萧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个人感触最深的一点。
谈“萧山精神”
采访者：“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已载入《萧山市志》，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萧山人“潮”前走。能否结合您的工作与生活经历，谈谈您对这种萧山精神的认识与理解？
洪献耕：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奔竞不息，勇立潮头”今天已经成为萧山精神。在总结萧山精神的过程中，凝聚着萧山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智慧。这八个字很恰当，萧山精神，我觉得也有它特定的区域性和原动性。萧山位于钱塘江的涌潮口，钱塘江涌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惊涛拍岸，奔涌不息，它是一种特定的自然现象。
萧山在地形地势上像是一只起飞的鹰，南边是山区半山区，山区半山区的农民和东沙农民不一样，历史上，他们靠山吃山，去山上砍一些竹、树，卖掉，三天的粮食就带回来了，萧绍公路北边的东沙人情况不一样，能快速形成商品的东西少且周期长，资金来源很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一点分配，这些地区的农民就很贫困，像沿钱塘江一带的百姓生活更艰苦。
怎么办？许多人就去江里抢“潮头鱼”。当地的农民就守在江边，潮来时有鱼滚到潮头上，渔民就可以拿着鱼兜，一网打下去，然后赶快跑，就这么一下子，抓到就抓到，抓不到就抓不到，这个就是抢潮头鱼。抢潮头鱼也好，吃头口水也好，这里的区域性和原动性，迫使老百姓必须有这样的勇气与胆魄，他们要争取抢得先机，快速发展，抢先富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在总结萧山精神的时候，将它概括为“奔竞不息，勇立潮头”，在我看来有这么一个原创性。“奔竞不息”说的就是钱塘江的奔流不息嘛，也寓意萧山人永不停步；“抢潮头鱼”是百万萧山人的秉性，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恰当。
采访者：当前，萧山正在努力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国际城区，那么在您看来该赋予新时期萧山精神什么样的内涵？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精神可能已经被普遍认可了，但是今天萧山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视野，您认为新时期这一种精神应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内涵可以加进来？
洪献耕：与40年前相比，今天的萧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大环境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是萧山“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传承不止。“奔竞不息”就是永远往前走，促使你不要满足，不要停留；“勇立潮头”就是说不是被大潮推着走，而是你要立在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我觉得这个永远不会过时。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我们萧山人怎样发展和继承萧山精神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勇于改革。改革永远是萧山进步不息的原动力，这个原动力不能被丢弃。今天萧山已经不能满足于一点小进步、小发展，而应该以更科学的态度，布大局、谋大篇、成大事。萧山因为它原始乡镇企业的萌芽、起步比较早，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科技含量会比较低。越是现在起步晚的，它的科技含量越高；越是起步比较早的，科技含量会越低。摆在萧山面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怎么样调整它的结构，从时代的需要，从改革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产业的布局也好，改变我们原来传统的东西也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决定着我们萧山在新的经济时代发展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改革。而且这个改革要有高起点、高科技。要结合萧山本地的精神，就是抢潮头鱼，吃头口水。理论讲就是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当排头兵、先行者、领头羊。要丢掉头脑当中的患得患失，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这个是前辈们走过的路，瞄准今天的国际前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有萧山精神、符合萧山自己实际的一条路来。这才是对今天萧山“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精神新的诠释。
（本文采访于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