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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道地文化

  文/金阿根

  梅雨季一结束,高温便急急而来,空气里热浪阵阵,连南门江水面上吹来的微风也觉得有点烫人。楼下的几张长凳上,原先坐满了老人,此刻也空无一人,显得冷冷清清。往日热闹的广场上,也是人影稀疏,唯有零星的老人摇着扇子慢慢踱步。水泥地上散发的热气也让人难以忍受。

  每当炎夏,我就会想起老家乡下的道地。道地,在萧山通常指家家门前辟出的一块空地,没有围墙,没有遮挡,用以沟通邻里关系的纳凉休闲之地。

  旧时乡下,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块道地。沙地人住草舍,东一间西一间分散在络麻蓬里,门前是泥道地,屋前挖个水塘,屋后有个竹园,组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圈子。水稻地区的人家比较讲究,他们住的房子大多是青砖黛瓦粉墙,几户人家连一起的道地面积大了就十分宽敞,讲究的还铺上石板。乡下人喜欢热热闹闹过日子,这道地便成了活动场所。村里最大的道地则是村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演绎着四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那时的乡村道地,农忙时用来晒麦子、稻谷,使用时间不多,倒是成了人们生活空间和天然舞台。孩子们在道地上玩皮球、踼毽子、打弹子、甩陀螺、玩老鹰抲小鸡的游戏;老人们坐在道地上拉家常、说新闻、话年岁、论收成;女人们在道地的月光下纺纱织带、编麦草扇、穿鸡毛做掸帚;男人们在道地上杀鸡鸭宰猪羊、舂米打年糕。逢上谁家喜事,竖几根木头架几根毛竹,扯上绳子搭个大棚,支起锅灶搬来八仙桌,炒菜做饭办宴席。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坐满几桌,大块肉大碗酒,痛痛快快吃喝一番。

  春节时,道地成了天然文艺舞台,扭秧歌、踩高跷,慰问烈军属,五彩缤纷,鼓乐齐鸣。从正月初五开始,道地上搭台做戏文。村子小的用稻桶搭戏台,村子大的用厚木板搭台,不管戏台搭的大小,上面盖油布是必不可少的,能遮雨挡风。“戏文做到二月八,拜年拜到割大麦”,那些日子里,村上喜气洋洋,厨房里天天飘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新中国成立初,各地成立的剧团如雨后春笋,现在的新塘街道当时就有新塘越剧团、新朱越剧团,城厢镇有东门越剧团,演的大多是《何文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讲究的村子会请绍兴同春绍剧团、同兴绍剧团来演《杨家将》《龙虎斗》《狸猫换太子》。六龄童、七龄童、汪莜奎、陈岳皋、萧昌顺等名角儿一演几天,三村四乡,跑来赶去。晚上,隔老远就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白炽的桅灯或气灯分左右吊在台前,看戏的人山人海,把道地围得严严实实,有时挤得戏台也摇摇晃晃,现场还得维持秩序。戏台下,小贩们卖气球、糖果糕点、甘蔗、荸荠,十分热闹。

  20世纪50年代初,村里第一套有线广播设备也是安装在道地上的,竖一根木杆、拉一根铁丝,再挂上盒子,盒子上面钉了块铁皮以避风霜雪雨。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村民们端着饭碗聚集在道地上,既兴奋又惊讶。这木盒子怎么会说话唱戏?这声音怎么从一根铁丝上从县城传过来?小孩子想爬上去看个究竟,立即遭到大人们的呵斥。道地,还是放露天电影的地方,竖两根竹竿,拉一块白布,村民们吃了晚饭就搬来方凳长凳高凳,为家人占个好位置,大多放映抗日战争题材的黑白电影。

  夏天,在道地上乘凉是一件快乐有趣的事,比现在人们精心组织的乘凉晚会还受欢迎。女人们烧好晚饭,把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些凉水打个烟堆。我家的道地在河边,又有一棵古樟遮阴,所以邻居们吃了晚饭,都喜欢到我家道地上乘凉。阿牛伯每天都早到的,摇着蒲扇说一些“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这类气象谚语,孩子们念“一颗星,亮晶晶,两颗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的童谣。阿福伯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人,只要他一到,有人搬凳、让座,有人端茶,他摇着那把陈旧的油纸扇,咳两声,喝口茶,便慢悠悠地讲他永远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听得大家乐不可支。阿焕哥拉二胡,阿友嫂唱越剧,她年轻漂亮唱得委婉动听,“梁哥哥呀我想你,提起针来把线忘记”,那缠缠绵绵柔情似水的唱词,唱到夜深了年轻人还不愿散去。

  “要留住乡村文化的根。”细细想来,这道地文化何曾不是乡村文化的根,更是令我魂牵梦萦的儿时记忆。如今,农民富裕了,房子越造越漂亮,大多是别墅式楼房,一道围墙隔开了和邻居的距离。道地成了水泥浇铸的院子。夏天,人们躲进空调间很少出门。好在,农村建起了文化礼堂,女人们在广场上跳跳舞唱唱戏。老年人在活动室里看看报刊打打牌。但和过去的道地文化相比,还是少了一份乡情浓浓、乡野漫漫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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