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增胜

　　与萧山的音乐缘，像一株深植土壤的老树，根系在几十年的时光里不断蔓延，缠绕着无数鲜活的人与事。每次回望，那些面孔、那些场景便如枝叶般在记忆里舒展，浓荫蔽日，让我愈发确信：这片土地与我，有着解不开的牵挂。

　　缘分的起点，绕不开时任萧山文化馆馆长的姚俊。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文化馆馆长时，杭州群艺馆的黄大同正为基层文化干部的学历发愁——那会儿多数人没受过系统教育，想提升却无门。黄大同找到我爱人张松渝，恳请她出面办个大专班，张老师一口应下。就是这个班，成了我与萧山诸多缘分的“线头”。

　　那年姚俊找到我，眼里带着对声乐事业的热望：“戴老师，萧山太缺专业声乐指导了，您能不能来办个提高班？”我当即应下。从此每周六或周日，我都会乘坐15路公交车，踏上前往萧山的路。课堂就设在萧山文化馆的老楼里，水泥地、木桌椅，却坐满了眼里有光的人。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萧山声乐圈的引领者和顶流力量。

　　姚俊是个萧山出了名的“实干家”和“多面手”。办班之余，他总琢磨着怎么把萧山的文化底子打牢。没过几年，他调去萧山宣传部门，临走前却没断了联系，还特意给我介绍了航民村的掌门人朱重庆。

　　朱重庆说：“日子富了，精神头也得跟上。”他在村里修了航民宾馆，还想写首村歌，“让全村人都能唱自己的歌”。这事最终落到我头上。

　　歌写好了，朱重庆又说：“得有支合唱队，宾馆落成时要唱。”于是我每周去一次航民村，教村民唱歌。有大妈记性不好，一句歌词得教十几遍；有小伙子五音不全，练得嗓子都哑了。但没人叫苦，晚上的村委会活动室总亮着灯，歌声能传到村口。

　　就这样跑了两个多月，航民宾馆落成那天，村里搭起大棚，全村人都来了。合唱队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唱起村歌时，连河水仿佛都跟着晃悠。那一刻我明白，与萧山的缘分，早已从文化馆的课堂，落到了最基层的泥土里。

　　姚俊之后，萧山文化馆里常打交道的是颜莉亚。她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声乐专家辅导团团员、萧山区声乐专业委员会会长。早年拿过云南省声乐大赛金奖，教学生更是有一套，不少弟子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还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输送了不少人才。

　　颜莉亚对我格外尊重，馆里办班总说：“戴老师，您得来把关。”我们一起带学生，一起评比赛，她常说：“戴老师，您教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对音乐的敬畏。”这份默契，让合作格外顺畅。

　　在萧山的声乐后辈里，马亚囡的名字尤其响亮。她是颜莉娅的得意门生，天赋与努力都拔尖。1995年，在范国强的促成下，全国首届民族声乐艺术研讨会在萧山举行。当时马亚囡正积极备考，颜莉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特意带她到之江度假村，请知名教授王炳锐老师听听她的演唱。马亚囡一曲唱罢，王老师连连点头：“这孩子不错，谁教的？”我在一旁“隆重推荐”：“是这位颜莉亚老师的学生！”颜莉亚在一旁红了脸，眼里却闪着光。

　　1997年，马亚囡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她是浙江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年，马亚囡要去北京参加青歌赛决赛，放心不下手头的学生，便托付给我：“戴老师，您帮我带一个月课吧，他们就服您。”那一个月，我每周去杭师院，看着她的学生们，就像看到当年萧山文化馆里的那些年轻人。马亚囡回来后，学生们说：“戴老师教的，和您说的一模一样！”她笑着说：“戴老师是我的老师和前辈，他最懂我啦。”

　　其实我懂的，是萧山这片土地上对音乐的执着。从史晓如的小提琴弦乐团，到马亚囡的声乐课堂；从航民村的合唱队，到文化馆、少年宫的培训班，音乐的火种一直在传递。姚俊、陈祥云、颜莉亚、莫军、汪炳辉、范国强、陈晨、史晓如、吴慧芬、周金元、马亚囡、吕薇、徐益欣、董丽鸿、毛建强、罗素霞、高辰……这些萧山声乐圈的名字，个个都带着对音乐的赤诚。

　　从上世纪80年代每周一次的声乐班，到90年代航民村的每月数趟；从少年宫的周末聚餐，到后来颜莉娅办班的次次到场，光是单程车程加起来，怕是能绕地球一圈。

　　“我和萧山真是有缘。”这份缘，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几十年的浸润。是姚俊递来的那杯热茶，是陈晨憨厚又真诚的笑容，是史晓如家饭桌上的那碗霉干菜扣肉，是马亚囡获奖后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是航民村村民合唱时眼里的光。

　　它藏在文化馆老楼的木纹里，浸在航民村的红汤河水里，飘在少年宫的琴声与歌声里，更刻在每一个与我相识的萧山人心里。他们尊重我，信赖我，把最真挚的情谊捧出来，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缘分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却能在岁月里酿成酒，越陈越香。

　　我与萧山有缘，这话我说得有底气。因为这份缘，早已不是简单的往来，而是生命里的一部分。只要萧山的歌声不停，这份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系原浙江歌舞团著名男高音、声乐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