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夏辉

　　人们乐于听历史故事，在中国的知名历史故事中，《三国演义》榜上有名。然而，《三国演义》又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与过去的史书叙事、如今的历史小说，甚至是古希腊的英雄史诗，都存在着联系。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历史叙事——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展开叙事，但其艺术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把握《三国演义》在中外历史叙事领域中的坐标，我们也能更加理解它自身的艺术特征，以及历史叙事的更多魅力。

　　从史书到《三国演义》

　　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在过去的“经史子集”中，“史”赫然有其名。《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更是流传至今。正史之外，还有各种野史，包括各种道听途说的趣事、神话等，这些也成为了后世小说的雏形之一。《汉书·异文志》有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借助史书不仅可以思考王朝兴亡之道，更能够以古喻今，发表时论。

　　相比之下，当时不少发挥娱乐作用的小说，便难登大雅之堂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说很长一段时间被文人所忽视。直至元朝之后，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小说的影响力逐渐变大。这期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水平成熟的作品，也被不少文人重视。其中历史故事、神话故事，贵族生活、市民生活等内容，都成为了小说家的素材。

　　小说渐渐发展为单独的种类，但不少小说与史书始终保留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例子，其素材取材于正史《三国志》，以及衍生的各种话本，称得上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

　　《西游记》《水浒传》则离不开各种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与正史的界限也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里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的不少神话，可能经过历史学家的改写后作为历史记录下来。譬如研究神话的学者袁柯在《中国神话通论》中指出——《史记》记录了舜和弟弟象的斗争，但原始神话中的象，可能是真实的野象，司马迁对此进行了修改。

　　历史和小说的联系，并不仅限于素材，更包括了创作手法。翻开离史书最近的《三国演义》，情绪的克制表达、重视人物对话、落于具体事件的描写等表现手法，很难不让人想起笔法生动的《史记》。

　　譬如人物的出场。《三国演义》如是写刘备——“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史记》如是写刘邦——刘邦“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创作者也极少具体描写人物说话时的神情，最常用的也不过是“怒”“哭”“惊”“叹”等词。

　　在故事主角上，《三国演义》与《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一样，大多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任务。就这一点而言，相比《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相对最接近史书审美趣味的一部小说。

　　再回首《三国演义》

　　回首《三国演义》，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坐标中，如果横向来看，相比西方的战争史诗《伊利亚特》，我们也能鲜明看到《三国演义》的传统伦理道德。作为取材欧洲历史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主要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着重描写了阿喀琉斯的英雄形象。统帅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因为一个女俘产生纠纷，阿喀琉斯觉得自己被侮辱，愤而退出战场。在后续的战场上，阿喀琉斯的好友穿上阿喀琉斯的铠甲，挽救友军，却被敌军统帅杀死。阿喀琉斯再次愤怒，重回战场杀死敌军统帅。

　　《伊利亚特》的主旋律来自阿喀琉斯的愤怒，他被人轻视、遭遇好友牺牲，所以愤怒；《三国演义》的基调源自刘备、诸葛亮等人复兴汉室的理想。后者虽有兄弟之情，但大多数时候仍然屈从于君臣、夫妇、兄弟、家国等道德理念，全然不同于前者以个人尊严为主的动机。

　　德国汉学家顾路柏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也体现出中西方传统文学的差异。顾路柏批评中国小说的叙事对人物性格发展的影响几乎没有作用，使人物僵硬如木偶，其中的阴谋似乎也高于个人勇气。在角色的具体评价上，顾路柏轻视多数中国读者眼中的英雄刘备，对奸雄曹操的欲望、董卓的暴力更加感兴趣。再如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等历史剧，也花了许多篇幅描写人性在政治压力中的脆弱性和复杂性。

　　窃以为，这种差异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前者重视情节之曲折、人物之道德，后者看重人性之幽深、尊严之可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路径，又不乏相似之处。

　　如果纵向来看，当代国内的历史小说，乃至其他各类小说，更加看重个体视角的深入刻画，对角色复杂性的刻画仍然较弱。由徐兴业创作的历史小说《金瓯缺》出版于1985年，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描写了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的战争。该书以武将马扩为主角，以其一家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展开讲述了北宋灭亡的浮沉历史。

　　历史小说的主角身份已经从帝王将相转变为普通人物。创作者在神态描写上也更加具体，接近当下人所阅读的通俗小说，如“皱皱眉头，微表不满”“一道异常的光彩突然从他炯炯的眼神中放射出来”等。主角身份的平民化、神态描写的细致化，这些都是《三国演义》所没有的。

　　也许《金瓯缺》的创作年份还过早，我们不妨聚焦当下备受影视界青睐的历史小说作家——马伯庸。他擅于在史书的空白之处，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结合大历史，虚构出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譬如马伯庸在2024年的新作《食南之徒》，便聚焦贪吃的大汉使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美食、政治斗争的故事。故事的语言更加轻松可读，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又使主角身份更加接地气。

　　值得一提的是，其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三国演义》的特征——重视情节之反转，相对轻视人物性格之复杂。观众大多赞叹其脑洞之精彩、史料之细微，很少被角色的内心世界吸引，这也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当然，伴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都在尝试一步步挖掘人性。如何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设计严谨的反转情节，又刻画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始终是创作者们不变的目标。

　　站在《三国演义》的坐标上仰望历史叙事的文学之林，不论是爱琴海边由吟游诗人轻唱的《伊利亚特》，还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写下的《史记》，抑或如今网络上一系列的历史小说，它们都显示出人们对历史题材的喜爱。一代代人不厌其烦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但在故事深处，仍然是对人性的思索、对人类永恒困境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