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18年临浦举办首届柿子节以来，梅里的方柿就成了无数乡亲和游客的念想。特别是今年，横一村启动了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作，横一村更美了！

　　柿子节的举办，也牵动了众多临浦乡贤的心。梅里方柿是怎么来的？柿子有些什么故事？临浦乡贤倪树高教授在“临浦乡贤公众号”上专门撰文讲述。

　　出生于临浦横一村的倪树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地理专业。曾在浙江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心系家乡建设，承担编制了《临浦镇横一村美丽乡村提升村规划》，策划并参与了梅里方柿节。

　　■文/ 倪树高

　　传承600多年因柿成名

　　柿子原产于我国，周朝《礼记·内则》就有关于柿子的记载。据此算来，我国柿子的种植历史有3000多年了。唐朝开始，柿子开始规模化栽培。宋代罗愿的《尔雅翼》称：“柿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到了明代，随朝廷倡导，柿子种植遍及长城以南的中国。明人张定编写的《在田录》一书中，还记载了朱元璋因柿子活命而封柿子树为“临霜侯”的轶事。

　　据梅里的老辈人传言，方顶柿最早是梅里倪氏始祖倪亨带领家人开荒种植的。由此梅里的家业就慢慢兴起了。到了倪亨孙子的时候，就经常出门经商交友，与京城的一位高官结下了深厚的交情。这位高官还来梅里小住，帮忙勘查村庄风水、规划村落布局，出资建造了寓意敬内义外的“敬义堂”（位于村中心，于1970年代初被拆除，甚为可惜）。高官离开梅里的时候说，植柿传家，今后一定会出贵人的。到了万历廿六年，倪亨的第八代后人倪朝宾高中戊戌年（1598）二甲32名进士。朝宾在外为官30多年，清廉刚阿，政绩丰厚，曾任南平知府、湖广按察使、陕西苑马寺卿等职。后来朝廷要他赴任云南布政司，他因不满魏忠贤的刁难，辞官回乡养老了。

　　方顶柿在梅里传承600多年，这不仅与祖训有关，也是梅里的地貌、土质所赐。浙江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指出，梅里的地质环境是很适合方顶柿生长的。因此，既是梅里倪氏选择了方顶柿，也是方顶柿选择了梅里这块土地。

　　梅里方顶柿的苦与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作为1960年代末出生的人，因为读书在外，我对于梅里方顶柿的记忆更多的是孩时的情景。真如“青皮柿子大舌头、大红柿子甜如蜜”，我对老家柿子的记忆也可概括为甘甜与苦涩。

　　甘甜一：梅里人过去主要的收入来源

　　与今天1000棵左右的古柿树规模比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柿子树数量至少再增加一半。当时这1500多棵柿子树，常年的产量在4万公斤左右，高峰时期的1973年全村共收获了6.5万公斤柿子。1973年的6.5万公斤柿子，扣除焖焐过程中的水分流失及腐烂损耗，以及馈赠亲戚，全村总售价在一万元以上。这一万多元钱，成为当时村里主要的收入。那时一年当中梅里人至少一个月是靠柿子养活的。

　　收获的季节，是村里开心的日子。每到村里山林队分柿子，家家户户，带着竹箩扁担，到祠堂里挑柿子。庭院里，大缸小瓮翻出来晒在太阳下，以便焐柿子。

　　甘甜二：梅里人对外交往的重要礼物

　　每到柿子焖熟的季节，只要你站在梅里桥头，总能看到担着装满柿子的“杭州篮”，穿着干净衣服，挂着笑容的人们出村了。梅里人在这个季节是走亲戚的高潮，他们把柿子送给亲戚朋友，以此热络彼此之间的感情。以前农村的婚圈半径不过10公里地，因此村民们一般上午去、下午回。送出去的是柿子，收回来的除了感情，还有各地亲戚的特产回货。这个时节也成为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总有理由跟着父母走亲访友，吃上几顿有鱼有肉的饭菜，看看外村乃至城里的风光。

　　甘甜三：历练出梅里人的商品意识

　　几百年来，梅里出产的柿子主要是通过村民自己销售出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村里的山林队管理全村的柿子，但采摘完成后，通过生产队把柿子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给各户。每户人家在分到黄皮肤硬柿子后，就通过“柿子+梅梨”在大缸中的化学反应完成红软柿子的生产过程。其后，每天各家各户的壮劳力就挑着柿子，坐着轮船，去萧山、杭州城里出售。年复一年修炼出了一批小生意人，为改革开放后从事各种生意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苦涩一：采摘柿子是一项辛苦活

　　柿子也是“金贵”的水果，不能碰伤，否则准烂无疑。因此需要精细地采摘。梅里人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个“海兜”，就是长竹竿前端绑一个子叶型开口的布兜。这是采摘柿子的工具。采摘时，双手托举起几斤重的“海兜”，扬头伸脖，瞪开双眼，在密集的柿子树枝丫间，套住柿子，扭转“海兜”并顺势折断细枝上的柿子。当兜里有了六七个柿子，两臂酸胀时，就慢慢放倒竹竿，取出柿子。这个活，看似轻巧，实质很累。有些长在柿子树顶的柿子，竹竿够不到，只能翻身上树，再行举兜套摘。百年老树的枝杈，有时承受不了百十斤的重量，就易出危险。记得我小时候，一个年轻村民就因此跌落树下伤亡。柿子的苦，还在于运输。柿子很怕碰伤，因此摘下的柿子，一般不会用车在坑洼山路上运输，只能有赖村民的肩膀挑下山。

　　苦涩二：进城卖柿子是一场“修炼”

　　柿子季节，天未启明，村民们就担着百把斤的柿子快步向十里开外的于家浦轮船码头进发，去赶到杭州的轮船。打着手电的一行壮汉行走在南河塘上，成为晨曦中的一道风景。船到杭州已是10点，大家争先恐后地挑起担子奔出南星桥码头，向着杭城的主要闹市区疾驰，近的到官巷口、城站，远的甚至到拱宸桥。大家算计着时间，必须尽早卖完柿子，赶回南星桥码头坐下午三点钟回程的“跃进班”，否则当天就回不了梅里，第二天就做不成生意了。

　　这期间总能听到一些心酸的笑话。一个阿公为了赶上班轮，把没有吃完的面条直接倒在凉帽里，手托凉帽，飞奔码头。还有一位落后者，等他赶到南星桥码头，只见轮船已经开出。想到要在杭州过夜且耽误第二天的生意，就对着轮船哭喊。好心的船老大还真是回来接上了他。长年的挑担暴走，梅里人小腿部静脉曲张的就多了。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道路平整、自行车的普及，挑担进城的身影渐渐地减少了。

　　事物总有两面性。柿子生意在赢得生计的同时，也成为梅里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多村民不仅出售本村出产的柿子，还到戴村、大桥等产柿子的村子“贷”进柿子。除了柿子，其他季节，还贩销其他农副产品。柿子不仅是梅里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梅里的小生意文化，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回忆中的甘甜苦涩渐行渐远。梅里方顶柿，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在今天美丽乡村建设中正得到保护和挖掘，成为横一村目前最重要的IP。如何提升其更多的附加价值和文化内涵，是当下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艰难岁月中形成的那份传承、那种担柿子的精神，应该成为梅里人迈向未来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