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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往事

  ■文/ 胡传浩

  我的阅读启蒙,源自那个书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父亲在瓜沥镇上的一家商店工作。商店的对面有一条弄堂,弄堂口摆着一个书摊。书摊是两条长凳架着几块木板,上面整齐地放着百来本连环画,周围放着十来个小板凳。摊主是一个高度残疾的年轻人,撑着一根木拐棍经营着生意。每次我去父亲店里,父亲总会摸出些零钱,让我去书摊看书。租书的价钱是每本一分钱,厚实一点的是三分看两本。当时的一分钱可以买一颗纸包糖,三分钱买一根棒冰,一角钱看一场电影。我父亲的月工资是48元,在整个镇上算是高薪一族了。我能每个星期天光顾书摊看书,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了。每次去书摊看书,总会有几个蹭书看的孩子们。他们用一种乞求的眼光,极为善意地看着你挑书,然后倚在你的身后看书。也有一些胆子大点的孩子,还会向你推荐书目。在租书生意比较差的时候,摊主会驱赶蹭书看的孩子们。但孩子们像采花的蜜蜂,刚驱散开去,一会儿又围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让人唏嘘。

  我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红岩》,这是父亲单位里作为爱国主义读本配发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这本书的模样,大红的封面,封面左侧是一道伟岸的山岩,山岩上是一颗挺拔的苍松。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她读完,然后又回过来捡着主要章节反复阅读。书中那竹签子钉着江姐十个手指的揪心,许云峰被捕时为掩护同志的沉着,华子良忍辱负重的机智与坚韧等等,至今仍然是历历在目。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学校里新来了一位陈老师,带着两个紫竹书架,上面是满满的书,书架用两块粉红色布作帘,旁人是只见其架而不能见其书。看得出陈老师爱书至深。但上苍给了我借书的机会。陈老师在瓜沥边上的绍兴刘家桥看上了一口木制小菜橱,但购买必须要有绍兴县本地的户籍证明。陈老师知道我外婆家是绍兴人,就托我弄个证明,我非常乐意地为陈老师完成了买小菜橱的心愿,同时也打开了紫竹书架的布帘。忘情的阅读,让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出现了连续不断地眨眼。父亲带我去绍兴城里治疗。医生检查后说,这是视疲劳,一连开出了十三贴中药,叮嘱要注意有节制地看书。

  眼疾痊愈以后,陈老师对我的借书有了明显的管控,他说,阅读是学问,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只求情节生动惊险,不求内涵深处,是不能称之为阅读的。阅读就如吃饭,必须要有消化,才能吸取营养。陈老师的教诲,让我改变了阅读方式,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参加工作以后,我基本摆脱了无书可读的尴尬,也有了适度购书的能力,阅读的书也从原来的饥不择食,变成有所选择。我买的第一本书是由全国十六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里面是当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这本书好就好在对每篇作品都有大学里的专家学者精心分析,然后再附上作品原文。读了让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著名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刊登后,我曾精心阅读。这本书中经江西大学公仲老师的分析,再次拜读原文,可以说对作品内涵的深度与广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让我在学与思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本书至今仍在我书柜的醒目位置。只可惜当年的印刷质量与纸质较差的缘故,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书本已经泛黄,深褐色的封面,也逐渐浅了下去。

  阅读让我更加愿意接近学校,与老师们为友,一起探讨精彩书籍的精妙之处。在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那里,获赠了两本书:《语法修辞》和《形式逻辑》,书本中凡空白处都用红笔描注了密密麻麻的标注。我把它归类与辞典一类,作为工具书有事无事经常翻阅一番。这两本书容量不大,内容浅显易懂,对我以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帮助极大。遗憾的是,由于多次调动工作和频繁地搬迁办公地点,这两本书还是遗失了。至今想起来,仍感到万般的不舍,有着深深的自责。

  平常与同时代友人相聚,总会把不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而引以为憾。但因为阅读,也让我弥补了缺憾。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培训中,听过一位教授的教诲,他说,人生如果有习惯,那就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的习惯越早养成越好;人生如果有目标,那就把阅读作为一辈子的顶级目标,必定会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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