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佳萍 余从越
2016年早春，翻开收录了我拙作的《中国散文诗年选》，目录首页赫然写着黄亚洲的名字，就只剩下激动的心跳了，记得那一夜山河入梦，清风过耳。不过，在这之前“每日黄诗”就是自己戒不掉的瘾，那是一点一滴聚沙成塔的崇拜。
黄老师，是闪亮在电视里、报纸上、杂志中的人呀，他们说他是继乡愁诗人贺知章之后的又一面旗帜，虽然我不喜欢旗帜这称呼，但与黄老师在书上择邻而居，这样的荣耀简直受宠若惊。于是，那本年选自然成了我的床头书；于是，想亲眼见见的念头与日俱增。
转山转水转佛塔。当得知融媒体中心有采访黄老师的计划时，我花了三天时间列出六个主要问题，为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
“黄老师，您到过那么多的地方，您觉得萧山的经济与文化在全国处于怎样的一个水平？”提问的是中心的徐老师，我么一副无事人的样子。
“敢为天下先嘛，萧山的经济一直跑在杭州、浙江，甚至全国的前列，但文化建设与经济的匹配不一定是正向的嘛。”黄老师的回答迂回婉转。“我刚从甘肃兰州那边过来，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甘肃的经济落后于全国许多地区，但他们的文化建设得很好，后起之秀一批接着一批，小说八俊、散文八俊、诗歌八俊等等不断涌现……报纸刊物都办得很好，特别是《飞天》，我把飞天杂志的卷首语撕下来，每年十二张装订成一本。深刻的思想与漂亮的语言完美融合，真是了不起。”停顿了一下，黄老师接着讲，“大前天我参观了号称天下第一刊的《读者》集团，快餐的时代，必是纸媒的灾难，但目前他们发行量仍达到五百万份，而且还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跟他们严谨的态度，始终抱着对艺术的虔敬之心息息相关。真是了不起呀！”黄老师连连赞叹，说了好几个真是了不起。
兜山转水之后，话题切回原点，回归本乡本土，回归他诗人本色。他说：“萧山的发展应该也算不错，各方面也都在抓紧，包括前些年长篇小说作家陆亚芳，那篇《沙地》就很有地方特色，我也曾重点推荐过。萧山也有一批老诗人，年轻一代的如蒋兴刚就非常不错，特别是最近四五年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旋即，黄老师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紧了一下，我知道，他在搜寻拿得出手的作家的名字。“特别著名的诗人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萧山地方文化的挖掘，这两年力度是有的，包括对湘湖的宣传、研究。”
“我最近看了好几篇描写湘湖前世今生的文章，他们准备出个集子，要我作个序。我祖籍在这里，对湘湖还是蛮有感情的，所以是当仁不让的。最近我们还在为成立贺知章研究会、贺知章诗社做准备，蒋兴刚是发起人。”黄老师顿了顿继续讲，“萧山贺知章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他可是把全世界乡愁文化推到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人，乡愁是全世界作家文人的情结呀。”
说到关于建贺知章、黄九皋故居还是纪念馆的争议时，我明显从黄老师的语气中读出了身为乡贤的力不从心，也读出了诗人满腔的热忱找不到出口的惆怅。有着千年史诗的土地，却无一处可供瞻仰可供怀旧的百年老屋。贺知章的文脉，流进了青史，流进了金銮殿，那根却依旧不能深深扎进故乡的土壤。
此时，我的思绪如蒲公英一样飞向黄老师的那篇《哪怕，我就是一条虫子》：“哪怕，我就是一条虫子，我也会奋力爬上一座山岗。山岗的海拔，就是我一条虫子的海拔。”“这条路有点艰苦卓绝，简直不是一条虫子要爬的路，但是历史逼了上来。”“我要克服许多钢筋水泥，爬过许多齿轮与锐角，但我总是以柔克刚，我从不大喊大叫，也不
会上访，因为我毕竟是一条虫子。”“我会用我全部的气力，结一个茧子，一个静静躺在事物深处的茧子。然后，某一天，就突然咬破自己的皮肤，咬出一个洞。”这真是一条骄傲的虫子，咬破自己的皮肤，咬出一个洞，记得元代王和卿有异曲同工的这样一首诗：“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人生的涅槃，不是消亡，而是蜕变，黄老师以虫子自喻，以虫子自喻他笔下的文字，可是他就是不肯说，虫子不仅追光，虫子还是咬光的，虫子见了光，就要咬下来一块存在肚子里，不知不觉间，虫子自己就有了光。只有光亮，才能与光亮接轨。但是与他接轨的光亮呢，他得等，也许明天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或者依然是“路慢慢其修远兮”。
“黄老师，您是个诗人，可您又用《雷锋》《红船》《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日出东方》等作品，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诗歌的激情与主旋律的严谨会不会冲突，您又是怎么做到自由切换或融合的？”徐老师总能适时甩出长长的抛物线。
“作家的思绪比较活跃，主旋律是特定的东西，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在嘉兴工作了20年，红船边上嘛，写的自然是红船，如果在萧山可能就写湘湖，写海涂了，如果在绍兴，可能就写鲁迅了。写了主旋律以后，约稿越来越多，就成了主旋律作家。主旋律就是跟着时代走，写主旋律拼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出它的本来面目，是小事不拘，大事不虚嘛。”
原来作家的风格也不是自己随意选择的，偶然有时也成就必然。黄老师的“主旋律”与诗歌是一页纸的两面，不交叉也不对立。
“对于一个作家，写其他文本，自由度就高许多，很多不能说不可说又横亘在心里不得不说的东西我们可以写，比如我最近的长篇小说《花门坊八号》， 是以外婆家为主背景的一部家族史，里面写到了土改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很真实的内容，想来以后会是爆款。”黄老师停了一下，换上一种更轻松的语气：“那天我一位做诗歌编辑的朋友清早打电话过来说:“黄亚洲呀，你害死我了，我本来晚上看书看到十一点钟就睡觉了，你这本书一直看到天亮还舍不得放下呀。”黄老师的眼睛里有灼灼的光，笑容得意得像个孩子。是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在黑夜里精心孕育的黎明呀，我太能体会黄老师此刻的心情了。黄老师又找出微信的聊天记录，是编辑夫人边读文章边拭泪的截图。
像这样需要流着泪看的文字，黄老师写过许多。特别是疫情初期，那时候，我习惯把身体蜗在阳台的摇篮里，看着抗疫的报道，心中那种无奈与恐慌如淤泥与水草交缠成难以割舍的一体，打开手机，阅读或者倾听通哥朗诵的“每日黄诗”成了一日三餐般自然而然
的习惯。“性命，你们把性命，与红十字符号，整整齐齐，收拾在了一起。”“你们是去跟死神拼杀的 ，你们会很勇敢地把自己的性命，从剑鞘里发出来，但是我明白，你们厚重的盔甲，也有被刺穿的可能。”“现在，你们正坚定而沉默地奔向战场，车轮与心跳，一起在黑暗中轰鸣。”
此时，面对当年我削尖了脑袋也想见一面的偶像，就坐在我的对面，谈笑风生，真的是如沐春风。在黄老师的自我调侃中，我知道了黄老师的两个绰号。
“萧山人的孙子” 话说那年到萧山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作为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黄老师，是跟文联主席顾锡东一起来的，黄老师发言的时候，讲到了与萧山的渊源，讲到他爷爷十二岁离开的蜀山，谁料顾锡东主席马上接过话头：“大家都听到了吗，他自己说的，他是萧山人的孙子。”一句“萧山人的孙子”，引得哄堂大笑。我想一句“萧山人的孙子”定也收割了他血液里的乡愁，好和着岁月慢慢下酒。
“黄半仙” 初中时候，下乡劳动，一次跟村民联欢，黄老师写了个小品，内容是算命先生黄半仙，如何满嘴跑火车行骗乡里，最后被警察抓走这么个故事。因为是丑角，就是没人愿意演，最后是谁写谁演。黄老师把自个儿当成鸭子赶上架。那时候的黄老师得了肝炎，又干又瘪。他坐到了小桌子后面，桌子上的旧报纸用浓墨写上“黄半仙”几个大字。铁丝扎成的眼镜挂上鼻梁，孔乙己的破长衫套在身上，瓜皮帽，削肩膀……半闭双眼，唾沫横飞地胡吹海吹……十天后回校，黄半仙的浑名就风靡了整个校园。
“我属牛，还是霸气的狮子座，强悍的O型血。冷水澡、八十个俯卧撑是每天的标配。”不过，今年75岁的黄老师说，八十个俯卧撑是在看过凤凰台的新闻联播之后做出的决定。话说那一天呀，看到新闻播报说马英九离开岗位以后，依旧跑步，每天八十个俯卧撑，正锻炼的黄老师，忽地好胜心起，不相上下的年纪，凭什么他做八十，我只能做三十。这是黄老师式的豪迈与激情，从此便四十个、五十个、八十个地递增，那天在少林寺还做了一百零五个，居然也不觉得累。
诗是情绪的切片，一切景语皆是情语。黄老师的诗是鹰的眼睛，啄木鸟的嘴，哪怕揶揄，哪怕批判，哪怕愤怒，皆是痛快淋漓，只是很多时候，长长的暗夜之后，总愿意安排在诗的结尾处让情绪日出东方，比如《扑网，一九七八》、比如《哪怕，我就是一条虫子》、比如《那几只乌鸦是什么意思》，是心之所至，情之所钟，还是创作的需要？或者，其中也带着主旋律无形的缰绳？当然这个我没问过，我愿意看作是诗人的善良、悲悯、又或者是希望吧。
相比之下黄老师的随笔就亲切得多，以特立独行的文风娓娓道来，如芳草的原野，如闪光的湖泊，如林中自由穿行的梅花鹿，无论辛辣、无论幽默，当然更多的是发人深省的睿智和机警。如《一碗小面与八个汤包》《贾平凹辞宴，我倒是想去》《灰色》。
至于“每日黄诗”，无论是黄老师刚出锅的热气蒸腾的新作，还是网上精挑细选的小诗，配上他刀劈斧削般的诗评，都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养眼美景，若你也有兴趣，搜索黄亚洲工作室关注就可以了，当然也可找我推送啦，咱们一起探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最后友情提示，怎样的土壤盛开怎样的花朵，黄老师的文字香醇浓郁，请千万不要醉倒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