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汪少一

　　与金志伟老师的初次见面，我是敷衍或者说是怠慢的。

　　有次在杭州二百大瓷片早市上，我跟卖瓷片的老刘讨价还价，我还价低得离谱，老刘很生气。他说，人家金老师买瓷片也不像你这个样子。这是我在早市上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金老师。

　　后来，在早市上时不时听到有人提起金老师。感觉到金老师口碑挺好的，就像传奇一样的存在。我心里一直好奇，金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机会来了。又一个早市，我钱花光了，瓷片也买足了，心满意足地坐在小翁的摊位旁边，看他生意不忙时，就跟他聊几句。我问小翁，人们常说的金老师，究竟是哪一个啊？

　　小翁说，你俩不是认识的吗？我说，不认识啊。小翁说，记得有回看到你拎一袋子瓷片，金老师跟你坐在石板上说话呀。我问，是不是一个胖胖的老头、中等个子？他说，就是他。

　　我记起来了。那次，这位老人问我，好几次看你买这么多瓷片，你是搞研究，还是做什么用啊？我随口说了句，只是玩玩的。说真的，我以为他是一位来市场哄哄热闹的退休老人，就没有接着他的话题多聊。

　　我问小翁，没看出金老师有什么特别啊？小翁说，他可是杭州捡瓷片的元老级人物，以后你听他的故事听多了，会吓你一跳。他向南宋官窑博物馆捐赠的官窑残器就有三十多件。

　　听小翁这么一说，我已吓了一大跳。在早市上，偶尔遇到一块饼干大小的南宋官窑片，就让我犹豫半天，深感窘迫。据说，一件南宋官窑残器就是六七位数的大价格。三十多件官窑残器，怎么舍得捐出，家里会同意吗？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纠缠了好长时间，始终想不明白。好期待能够早点再碰上金老师。可是，以后的好多个早市，一直没有遇到他。

　　大致是在密渡桥工地接连出好瓷片的那段时期，我每次赶早市带的钱往往不到半小时就用光了。本该背着瓷片往家赶，可心有不甘，就坐在那块石板上看着别人买买买。

　　这回，又在这里与金老师不期而遇。我用衣袖把石板上的浮尘扇了扇，金老师欣然坐了下来，声音洪亮地鼓励我一句：我看你做事能坚持，迟早会弄出名堂的。

　　我连忙道谢，并请他讲讲早些年捡瓷片的往事。

　　金老师说，他是一名老公安，文化程度不高，起初喜欢玩铜钱。20世纪80年代，中河改造，中河路开始兴建。他们单位在上仓桥，就在中河边上，常常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拾荒。每天中午休息时，他也到工地上转转，有时捡到些铜钱，更多的是瓷片。

　　一开始，对瓷片的窑口分不清，只知道大多是宋代的老瓷片，看起来好漂亮。日长月久，捡瓷片的人多了一些，大家会你一句我一句说说自己的看法。慢慢地，中河工地常出的越窑、龙泉窑、定窑、吉州窑、建窑、湖田窑、南宋官窑等窑口的瓷片都能分得清楚。

　　此后，捡瓷片、整理瓷片、研究瓷片几乎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全部。缘于杭州古瓷片，他结识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师友，甚至是考古、古陶瓷界的泰斗。他与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李辉柄先生，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李家治先生，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等，都是因瓷片而相识。

　　这些业界泰斗说，宋瓷之美堪称中国陶瓷的顶峰，杭州占有独特的资源，他们鼓励金志伟，不要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可以把捡瓷片、研究瓷片的所思所得如实写出来，这些都是来自第一线的好资料。

　　后来，金志伟所写的《“御厨”字款越瓷再探》一文，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了。此后，他越写越上瘾，先后带上四篇论文参加了四次全国或世界古陶瓷领域的学术研讨大会。

　　我说金老师，把三十多件南宋官窑残器捐给南宋官窑博物馆，那该下多大的决心啊！他说，下次我们到家里了再好好聊聊这件事。

　　半个月后，我如约来到金老师家。他家在市中心的一个老小区，他和妻子赵素珍住在单位分的7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里。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整理有序的瓷片标本、图书资料和古陶瓷残器。

　　感觉师母对古陶瓷也挺在行。谈及捐赠一事，师母的话更多一些。她说，那些南宋官窑修复器，放在我们这间寒舍也受委屈。我和老金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吃穿用不了多少钱，晚辈们生活过得也好。那些宝贝都是老金一片一片地捡起来的，看得跟儿女一样亲。老金想把那些官窑器物捐给南宋官窑博物馆，我理解他，支持他。2007年，当我们得知南宋官窑博物馆二期工程完工需要充实馆藏时，就把那38件南宋官窑残器，连同一些比较珍贵的瓷片标本，一起捐给了南宋官窑博物馆。

　　与金老师和师母有过这次长谈后，我每年都会到南宋官窑博物馆去个两三次，每次都会留意看看金老师捐赠的那些宝贝。

　　前些时，我从华雨农先生的视频号上获悉，金志伟老师在国庆节期间，走完了他人生的九十年岁月。我先是一怔，心情很快趋于平静。上周末，我再次跑到南宋官窑博物馆，放慢脚步，细细看了金老师捐赠的那些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