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肖君
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把浙江文明史推进了1000年。遥想星汉灿烂的古湘湖区域，先民驾孤舟一叶，从太阳纹彩陶罐里掬起水来向东方的太阳神礼敬，谁曾想，那一束文明之光穿越时空，照亮了数千年后萧山及至浙江的文博事业。
之后，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完成建设。它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前身为2006年4月开馆的跨湖桥遗址临时陈列馆，2009年9月28日新馆建成开馆，跨湖桥出土的独木舟采取原址保护的方式，安卧在湘湖水底下6.5米的遗址厅内。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建筑造型也以船为造型，从平面形态到立体面造型都采用“舟”形形态组织，仿佛沉湎历史的一叶小舟正欲划向远方，体现了跨湖桥文化的精髓。
2020年9月28日，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经过9个多月的闭馆改造重新开放。“中华第一舟”静静地“停泊”在玻璃房里，里面常年保持25摄氏度的气温和70%左右的相对湿度，为“中华第一舟”提供了最适宜的保存环境。
口述者
施加农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原萧山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
任张标 第十四届萧山区政协委员，时任萧山区文广新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兼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馆长(第一任)
结果 石破天惊
王肖君：1990年，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当时出土文物也做了碳-14年代测定，发现有8000-7000年的历史，您是萧山文博专家，湘湖的考古发现与您关系甚大，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施加农：我原来在萧山绍剧团工作，1989年当时萧山还是市，还没有设区。当年9月18日，把我调去文化馆，具体工作安排在文化馆的文物部。
1990年5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萧山电大的巫凌霄老师打来的，说有个学生捡到一个文物，想请我们过去看一下。放下电话后，我就跟倪秉章先生一起去了电大，找到班主任老师胡建功，然后找到了捡到文物的学生郑苗，是个男同学。他把捡来的东西拿出来，我们一看，毫无疑问是出土文物。
1990年6月1日，郑苗带我们去了捡文物的地方，当时现场一片狼藉。因为这里是一个砖瓦厂的取土工地，检查了一下，发现熟土层一片狼藉，到处是木头碎屑，我们就确定这是一个被损坏的遗址。我们在附近土层的一个剖面上还发现有文化层堆积，倪秉章认识文化层，他肯定这是一个遗址。但到底是什么遗址呢，我们无法确定。
刚巧了，第二天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朱伯谦和牟永抗两位专家，要去看越王城遗址，当时考古界对越王城遗址的争论也很大，他们是来实地探勘的。我当时是文物部主任，刚好负责陪同两个专家，车上我抓住机会跟朱伯谦汇报说我们刚发现了一个遗址，希望省所能派人来看看。
根据制度规定，县一级没有考古发掘资格，当时只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发掘资格。因为朱伯谦是我的老师，没几天他就派了两个专家芮国耀和杨楠来砖瓦厂实地。查看完现场，我们一起跑到越王城一个文保员老太太那里吃饭，我问芮国耀如何，值得发掘吗？芮国耀郑重地点头说要发掘，是一个遗址。
当时，我们跟湘湖砖瓦厂厂长罗雪康说，根据规定，工地出土文物的话，谁施工谁出钱。罗雪康答应出3.5万元经费，那个时候，砖瓦厂属于集体，还是很配合国家工作的。发掘工作是要报告国家文物局审批的，我们一边做前期筹备工作，一边提交审批报告。1990年10、11、12月，一共发掘了3个月。12月结束的，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出土130多件可以写入编号的文物，还发现了建筑遗迹，有柱子状，有泥墙，我们认为那是一个居住区，因为还发现了橡子窖藏。
一般来说，聚落遗址会包括居住区、墓葬区和公共活动区，这些聚落的年代会跨千余年。而居住区基本就是聚落的中心区。我们发掘时，已经有大量文化层被挖掉了。
发掘结束后，有个问题出来了，发掘领队都不认识这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因为出土的文物跟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不一样。一般，要做碳-14测定都会用碳化木头等植物类标本。当时，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给我们做了碳-14年代测定，用的是我们选送的非常标准的橡子，一年生，准确率很高。测定结果是距今8000－7000年，听到这个结果，我们都吓了一跳。这个消息虽然是石破天惊，非但没有引起业界的惊讶，反而有很多业内人士对这个检测结果持有怀疑态度。
王肖君：为什么业内考古人士会对第一次检测结果表示怀疑？是不是因为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太过特别？
施加农：“跨湖桥遗址”测定是8000年前，这说明钱塘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也很早，浙江及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起源并非单点的，而是多点多元化的。特别是常规认为，史前文化的早期会更原始，但“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黑陶、彩陶和抛光工艺的运用，说明日常器物不仅注重实用性，也有了精神领域的审美追求。仔细看跨湖桥出土文物，会发现它的陶器的制作工艺很发达，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先进，而且胎体很薄且均匀，不像河姆渡陶器的胎底又厚又粗糙。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甚至比良渚的制作工艺还先进。按照常理，一个更先进的制作工艺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比落后工艺时间早。
第一次检测结果被业界持有怀疑态度，现在想来，我也表示理解。对任何一个新出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都是一个被逐步认知的过程。
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
王肖君：跨湖桥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开始。这个机会又是如何争取到的？能回忆起发掘的经过吗？
施加农：第一次发掘给我们心目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我们单位进了一个同事叫王屹峰，他是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毕业的。我跟王屹峰二人很多次讨论过“跨湖桥遗址”，我们越谈越兴奋，都觉得一定要拿标本再去检测，只要有机会一定要继续这个调查。没想到一等就是10年。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乐平承担了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的研究课题，调查路线计划从浦阳江上游的浦江、诸暨开始，最后到萧山。我们专门与蒋乐平沟通，建议将“跨湖桥遗址”调查纳入其课题范围。
2000年12月下旬，考古调查队进入古湘湖区域，在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附近进行考古调查。考古队员在1990年发掘区的东北面约200多米处连续打了几个探方，终于在一处距离地标1米多深的探方内发现了厚1米多的“跨湖桥遗址”同类型文化堆积层。挖到文化层，我们非常兴奋。
在报批国家文物局同意后，跨湖桥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开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郑建明、孟国平和萧山博物馆王屹峰等人组成考古发掘队，蒋乐平任领队。第二次发掘开始布10米×10米探方5个，出乎意料的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挖掘，居然没有发现遗址和遗物。难道这次发掘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我们当时都很焦急。
当年6月底，在挖掘工地的王屹峰特地回到单位，向我报告了省考古所二室主任王海明要到工地讨论考古工作是否要继续的消息。因为按照省考古所的制度规定，所有的野外考古队在7月份暑期要收工的。因此，我和蒋乐平都很焦急，如果停止发掘，前期所有努力将白费，遗址也将被砖瓦厂取土摧毁。王海明主任将我们的意见向所领导汇报，之后，继续实施发掘的要求得到同意。
时值7月酷暑，考古队住在砖瓦厂的办公楼顶层，热得不行，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只好睡到泼过水的走廊上，条件十分艰苦。值得庆幸的是，几天后，遗址的文化堆积层终于出现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文物。
发掘的最后一天，考古工地准备收场了，在打掉探方之间一条隔梁时，又清理出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陶罐底部发现稻谷颗粒。最后一天发现稻谷，我们又兴奋得不得了。发现稻谷，意味着浙江稻谷生产历史又要往前推了。我跟蒋乐平说，这次发掘要把标本拿到更权威的机构去做碳-14年代数据测定，标本要多一点。后来就送到北大考古系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同时请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做热释光测定，结果，北大考古做的碳-14年代数据测定结果与1990年的一模一样，三家单位的测定都是一样的结果，距今8000到7000年。
这次结果出来，省内专家们就不提反对意见了，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遗址，省外好多专家也陆续来看跨湖桥遗址的出土文物。业内专家们基本上认可跨湖桥遗址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年代明显要早于河姆渡文化，当时是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
王肖君：遗址出土了哪些文物，在考古上有什么意义？
施加农：一般而言，认识一个遗址的文化类型主要看陶器，因为陶器纯粹是一个部落的人相对狭小的活动圈里创作的，是根据他们自身的使用需求、审美情趣、成型工艺乃至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制成的，且是祖辈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一个独特文化类型。陶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跨湖桥遗址的陶器是根据用途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制作成型，比如夹砂陶器，基本是用于炊器，其他不同类型原材料可以制作不同用途的陶器。其品种有彩陶、黑陶、灰陶等多个，包括夹砂陶、夹炭陶、夹蚌陶等质地种类。这些都说明跨湖桥人的制陶技艺已经非常成熟。遗址发掘能修复的陶器有200多件。黑陶大多是灰陶胎上施一层黑衣，似乎含有结晶物，闪闪发光。有的器物的口沿饰有数道笔直且均匀的弦纹。这种做法都是出于审美需求。跨湖桥遗址彩陶器主要出现在罐、圈足器、豆三种器物中，粗略统计，彩陶器(片)约占陶器(片)总数的2%以上，占罐、圈足盘、豆三种陶器(片)数量的5%。这是当时江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器，证明了长江流域彩陶文化的历史与黄河流域同样悠久。
发掘还发现骨角器，就是人们利用动物的遗骨和角制作的器物。其中有骨哨，有单孔、三孔等不同形制，应是出于吹奏不同音乐的需要。除了出土大量器物外，遗址中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动植物遗存，其中，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等32种动物遗骨。跨湖桥时期已经出现了家养猪，这是南中国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养猪。出土的狗的齿列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少见的。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古稻，是继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发现以后长江下游地区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这种古稻明显区别于野生稻，是驯化后的栽培稻，这对于认识古稻的生物学特性和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王肖君：为什么说跨湖桥遗址是一个崭新的考古发现呢？“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是否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施加农：在史前考古工作中发现某种特殊类型的明显区别于其他史前文化类型的器物，且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聚落遗址中被发现，并形成有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在考古上即可称为一种“文化”。
遗址发掘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名专家建议我们争取“跨湖桥文化”的命名。2002年3月，由萧山区政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萧山召开。当时请来的专家都是国内权威专家，有40多位。在研讨会上，蒋乐平提出了关于命名“跨湖桥文化”的想法，但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在考察遗址现场和出土遗物之后，有些专家对遗址陌生的文化面貌直呼“看不懂”。有些专家认为陶器的工艺水平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遗址8000到7000年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只能到新石器中晚期。有些专家担心遗址曾经被后期的文化层扰乱，对碳-14年代测定结果持否定态度。
面对种种质疑，权威专家严文明先生指出：“你们都认为这个遗址没有那么早，但跨湖桥遗址在诸多地方反映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特征。第一，跨湖桥遗址所有的陶器都不带足，而带足的陶器都是6000年以后的。第二，所有石器都没有钻孔，而良渚时期的陶器是普遍钻孔的，所以跨湖桥遗址的早期现象很明显。第三，跨湖桥这里发现了动物遗骨，说明当时人们的食物主要依靠渔猎与采集，稻谷虽然有，但是很少，说明稻作农业只是一个补充。第四，跨湖桥遗址跟河姆渡、马家浜遗址、良渚遗址的距离都很近，而文化面貌又与它们完全不同，你们说他们是同时期的，但是放不进去。因此，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发现。我们不能带着一个既有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
严文明先生的话说得现场的人心服口服，但他也提醒说，跨湖桥遗址虽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但根据考古学的一般原则，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遗址，必须找到与其同类型的文化遗址，知道这种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与来龙去脉，才能正式命名为“跨湖桥文化”。
此次会议虽然未能实现“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但与会专家学者都基本肯定跨湖桥遗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崭新发现，也认可其为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跨湖桥遗址的发现打破了浙江史前考古学传统的理论与史前文明的源流谱系，为浙江史前遗址的考古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同年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肖君：那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成功，还是要归功于下孙遗址的发掘，文化命名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施加农：2002年4月，我当选为萧山博物馆馆长，我当馆长第一个重要工作是为考古调查争取经费。为了实现“跨湖桥文化”的早日命名，争取尽快找到与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联合组队，于2002年6月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范围包括湘湖区域、所前、义桥、蜀山等地。
2003年5月10日，文物爱好者倪航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湘湖下孙自然村那边砖瓦厂挖土看到有陶片。倪航祥领我们去看实地，发现土大部分挖掉，土坑变成水池，水池边上发现了零星陶片。2003年6月，在水池边挖了一条探沟，发现有明显文化层堆积，并调查出有5000多平方米面积的遗址范围，下孙遗址被正式确定，并报国家文物局发掘审批。
2003年11月至2004年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联合对下孙遗址发掘，共发掘了600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柱洞与灰坑。柱洞就是远古的房子可能在挖个洞后，插入柱子，再填塞上石块固定住。所谓的“灰坑”是埋藏物品或扔垃圾点的统称。下孙遗址出土文物的造型与文化面貌跟跨湖桥类型一样，年代数据测定也基本一致，年代数据还稍微偏早，不过因为海水浸泡导致陶器保存面貌没有跨湖桥遗址的好。不过，下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提供了基本依据。
2004年，萧山区文广新局将跨湖桥文化命名列入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并拟定召开第二次学术研究会，在会上实现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2004年12月16日到17日，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萧山宾馆举行，这次会议准备得很充分。与会40多位专家看到新发现的独木舟以及相关遗迹后，得知我们要实施“就地保护”都非常兴奋。第二天，“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布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上，严文明先生代表与会专家向媒体宣告“跨湖桥文化”命名。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从此诞生。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打破了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三十余年的沉寂。跨湖桥文化是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浙江省境内和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又一个新石器时期文化，而且是当时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
它把浙江的文明史又向前推移了约1000年，再次有力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中华第一条独木舟惊现
王肖君：2002年发现了独木舟，这应该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独木舟的发现和保护是怎么做的？
施加农：2002年10月到12月，第三次发掘，当时只考虑到把剩下的遗址赶紧发掘掉，因为砖瓦厂还等着遗址区域取土制砖瓦。没想到挖着挖着，在遗址第9层隔梁上露出一条长条木板。有一次，我陪复旦大学一个老师参观看到了，就问蒋乐平这个怎么回事，会不会是独木舟啊？没过几天，博物馆派驻工地的工作人员朱倩回馆里报告我说，舟头出来了，真的是独木舟！
七八千年的木质文物一般都已严重炭化，一旦遇到氧气和日晒雨淋，会立刻散架甚至化为粉末。独木舟的西北面有一个巨大的水坑，每天都在上涨，即使不下雨的晴天，地下水也在不停地渗透。怎么办？如此重要的文物到底该如何保护？我们都很忧心。
根据测量，独木舟残长5.6米，预计完整独木舟的长度至少有7米，宽度53厘米。考古队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比如用湿棉花覆盖木质文物，并且每天喷丙二醇化学药水用以加固，现场支起临时篷布遮挡阳光，还安排两名人员昼夜守护。这些都是临时措施，脆弱的独木舟不可能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长时间保存，必须尽快采取更科学的方法加以保护。
大手笔筹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王肖君：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类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是您，当时对于这类博物馆筹备也没有经验，为了开馆做了哪些工作？
任张标：2006年5月28日，国务院公布跨湖桥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9月底，我从区委宣传部调到萧山区文广新局。筹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萧山文物保护工程中的一次大手笔，我到局里以前，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早已开始准备了。2007年，萧山区文广新局向全国公开征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经过市民投票、专家论证，在18个方案中甄选出了中国美院建筑风景设计院王伟设计的方案。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工程总投资1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800平方米，是2007年6月动工的。这个工程，主要包括博物馆主体、遗址保护厅、文物展示厅、80亩遗址公园等建设。博物馆外墙主体是艺术铜板，外形仿独木舟造型，非常彰显跨湖桥遗址的特质。建筑完成后，还于2012年获得了第6届中国建筑创作优秀奖。
王肖君：独木舟遗存是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重点保护对象，这个属于木质文物，当时采取什么方式保护？室内遗址是原地保护，是否会遭遇一些特殊情况？
任张标：为加强对独木舟和室内遗址厅的保护，我们专门为独木舟建了玻璃小房子，装上空调，特地给独木舟营造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因为室内遗址的东边没有挖掘过，2010年5月我们又委托了南京博物院做了一个跨湖桥室内遗址加固工程，花了半年时间做了固化、防霉、杀菌。加固工程还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研究课题，完工后通过验收，后来还获得了省优秀文物保护奖——匠心奖。
王肖君：独木舟低于湘湖水面，保护难度是不是挺大的？
任张标：难度很大，2009年以后的几年，每年的夏天我们都胆战心惊，特别是台风季节。每次台风来，我和吴健晚上轮班值守，压力大啊，如果暴雨不停水位骤高，我们如不做好预案、不报告、失职导致遗址厅被冲垮的话，谁都担当不起呀！当时只要水位到了警戒线，我们就要申请湘湖放水，保护独木舟的安全。后来到湘湖二期建成，水面扩大，水位下降后，压力就小了。
开馆后不久发现遗址厅室内很闷热，到了春天，由于室内外温差大，且外面水位高过独木舟5米多，厅内就会有冷凝水掉下来。局党委非常重视，组织局、馆有关同志跑了很多博物馆，请暖通专家、文保专家来现场察看指导。考察后我们设计了两个初步方案，一是利用自然通风。在独木舟遗址厅顶上开个大口子，自然通风通气，但遗址保护厅有2000平方米，有大口子，怎么防鸟、防雨进来也是个问题，没法弄。田螺山采用自然通风，这些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效果不理想，据说到现在还在滴水，第二个方案是顶上物理隔离，里面装恒温恒湿空调。这个方案确定过程中，开了很多会，工作做得很仔细紧凑。
2012年12月25日进场施工，到2013年5月14日完成验收。施工时，恒温恒湿设备机器招标也同步进行，调试的温度必须让冷凝水不会产生才行。2013年1月，展厅上面顶板内侧打聚氨酯发泡剂，下面放一个挤塑板，还有一层10厘米保温棉和锂薄板，由于保温隔热做得好。那年冬天一次下雪，我们惊喜地发现，泡沫打好的地方，上面的积雪很厚，没打泡沫的地方积雪都化掉了，形成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说明隔热效果出来了。
2013年4月25日，遗址厅对外试开放。从这几年的使用情况看，这次改造的效果很好，基本解决了冷凝水滴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