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国海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选自《周敦颐集》的《爱莲说》一文，作者周敦颐”，名篇名人，广为人知。

　　陈垣在中国避讳学奠基之作——《史讳举例》里指出：“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所改的种类大致为23种，主要是改名和改字，包括人名、字、号、谥，以及改官名、地名、物名、书名、年号和干支名、常用语等。其中影响面最大的国讳，涉及皇帝及其先人的名字，官员、百姓自己名字中与之相同的，就得改动，这在封建社会大行其道，形成独特的避讳文化。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在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为《齐人要术》，现在多数人都不知此书还有这一曾用名。因避讳而生的错误、误会、浪费的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可想而知不在少数。避讳中的更名，不止于改本朝名物，还关联到改动前朝的。因此，由避讳而造成的名和字的错综复杂可想而知，周敦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历经了“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周敦实→仁宗天圣九年改名周惇实→仁宗嘉祐八年自己主动避讳改名周惇颐→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因避讳被改名周敦颐”的四次变化。

　　通常我们所知的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其学称濂溪学。父亲周辅成，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贺州桂岭令。南宋理宗淳祐元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共获从祀孔庙殊荣。158年间，三度更名。

　　第一次：周敦实→周惇实。据宋庹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该年表流传至今形成两种说法，常见的是原名敦实。1031年，其父周辅成去世后，周敦实与姐姐周季淳、弟弟周敦贲，连同他们同母异父的兄长卢敦文携母亲前往河南，投靠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郑向自己的孩子皆以“惇”命名，故改周敦实、周敦贲、卢敦文。名中“敦”为“惇”，以示视如己出之意。当时的官员享有给予子孙入学或做官权利的福利性“荫子”制度，仁宗景祐三年（1036），郑向就推荐周惇实为“将作监主簿”。明清多数濂溪学文献持此说。另一种认为最初就叫“周惇实”，以最早的濂溪学文献——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为代表。笔者认为从3个角度分析：卢敦文、周敦贲两人中间均为“敦”；1189年“周惇颐被改名周敦颐；后志具备“可修正前志”的优势；“敦”的可能性大。

　　第二次：周惇实→周惇颐。1063年，赵曙(1035年至1062年间名为赵宗实，庙号宋英宗)即位，为避其旧名讳中的“实”字，周惇实改“实”为“颐”，惇字不变。当时他47岁，系其自己改名。今存世石刻的英宗治平三年永州朝阳洞题名、四年永州九龙岩题名、神宗熙宁二年肇庆星岩题名，均为周惇颐。

　　第三次：周惇颐→周敦颐。周惇颐去世116年后的1189年，赵惇（庙号宋光宗）即位，为避其讳，时人将“周惇颐”改为“周敦颐”。再改之“敦”字或源于濂溪父为其所取之名“周敦实”中，也算有所依凭。

　　在古代典籍中，“周惇颐”多见，“周敦颐”少见，其他两名不常见。南宋人因避讳替濂溪所改之“周敦颐”，在宋刻本中已被弃用，而复起用“周惇颐”。在明清多个濂溪学文献中也均作“周惇颐”，如明鲁承恩《濂溪志》、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胥从化《濂溪志》、李嵊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王会《濂溪集》、周与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清吴大镕《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周诰《濂溪志》、彭玉麟《希贤录》等较为重要的几种。古代朝鲜和日本多称濂溪先生、周濂溪、周子，极少直呼其名。在典籍中，“惇”多“敦”少。近百年来，中、日、韩等国通行作“周敦颐”。对此，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依现行习惯，续用“周敦颐”；改不改均可；科普文化类著述为从俗从众可不改，学界可改“周惇颐”，还其一个正确的名字。

　　由此可知，周惇实这名字，既为他自己所认同，也凸显了舅甥亲情。而周敦颐之名，更改于其过世116年之后，是一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名字。笔者认为，从实事求是出发，在原属“避讳”之因而多数“复原”的当代，复其名周惇实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