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焕凤   制图/俞钦洋

　　从地图上看，党山一带处于钱塘江喇叭口南侧的滩涂地区。很久以前，从坎山到瓜沥再到党山、益农，筑起一条石塘挡住海水漫灌；解放前，已有人在这条石塘外开地种植、定居生活。这些人，大多数是从石塘内移居过来的，他们发现塘外土地平坦，浇灌方便，受海水侵入的概率很小，于是筑草屋、置家业，耕作沙地，安居乐业。

　　我家就是这支移居大军中的一员，只是我不清楚我家祖上是哪个年份移到沙地定居的。几十年下来，我家已经扎根沙地，按照沙地的习俗生产生活。但毕竟远离集镇，基础设施落后于石塘内的农村，沙地土质限制了种植的自由，因而，沙地一带农民的经济状况比较差。

　　穷则思变。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比我家更靠近海边的农户开始晒盐，卖给盐贩子，这样比在生产队赚取工分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父亲是个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人，他听说这个创收门道后，立即前去考察学习，认为可以试一试，就动手实践了。

　　晒盐首先要有晒场。已在海边晒盐的农户，他们是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找一块平地，将地块分成若干小块，小块之间留出可供一人走动的路基。地面上要浇上一层薄薄的混凝土。这样，盐卤不会渗到地下，收盐非常方便。另外在边上还要建个管理房，供人员休息、摆放工具和成品盐。那些人建起小型晒盐场，因投资较多，常常是几户要好的农户合作，而且要轮流看管。

　　父亲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是利用家里的条件晒盐，也就是把盐场建在家门口。这样考虑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父亲无力在海边投资建造晒场，也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离家太远照看盐场很不方便。于是，父亲划出道地（晒谷场）的一半面积，浇筑了两块晒盐板。一个小型的家庭盐场宣告诞生。

　　晒盐必须有卤水。与海边相比，我家属于“内地”。这片沙地，上百年前肯定是滩涂，是盐碱地；经过历代人的耕作，这里已经成了合格的农耕地，而且土地肥沃，含水量适当。人工开掘的湾渠流动着从绍兴淡水湖里翻引过来的清水，找不到可以晒盐的卤水。

　　怎么办？只有到海边用人工去拉回卤水。那时，我家还没有置办自行车，靠父亲和哥哥去挑回卤水显然不现实。于是，父亲找到生产队里骑自行车技能较好的青年，雇佣他用自行车运回卤水。这位青年还算给面子，为我家拉了一段时间的卤水，保证了生产原料的供应。后来，我家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由大哥承担拉卤水的重任。

　　晒盐要求精心管理。晒盐一般在每年气温高于20摄氏度的季节进行。那段时间，每天一早，父亲看到太阳升起，就叫我们在盐板上加满盐卤。不要小看这点小活，做起来也是艰苦的。把装满卤水的桶搬到晒场，不能沿途滴漏，因为卤水很咸，洒在地上、生活用具上，影响生活。手脚接触卤水多了、久了，会使皮肤开裂难以愈合。那时，我们为了减少支出，没有劳动保护的概念，都是赤手赤脚干活，只能靠小心保护自己。在一天的晒蒸过程中，要有很多次的翻动。卤水在晒蒸后，在表面会结出盐粒，盐粒挡住阳光，延缓了盐粒从卤水析出的速度。因此，在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到盐板上翻动一次。头顶是火辣辣的烈日，脚下是白花花的盐池，一旦卤水溅到伤口，钻心的疼痛让人害怕。如果这天都晴朗倒还好，有时突然下起雷阵雨，只好手忙脚乱地收盐，以免造成损失。

　　傍晚，收盐时的喜悦把一天的管理艰苦抛到脑后，一筐筐白花花的食盐从盐池里捞起，装进木桶里，抬进家里，一种丰收的愉悦油然而生。

　　晒盐的不如贩盐的，自古而然。家里积累了多日晒制的食盐后，就要出售变现了。记得那时，农户自己晒制食盐，政府不来阻止，但政府主导的供销社不收购食盐。在食盐的生产者、加工者和消费者之间，没有做到闭环管理，给盐贩子们留下了空间。父亲生产的这一点盐，只能卖给盐贩子，任由盐贩子压价砍价。我记得，我家晒盐，不去计算劳动付出，仅仅摊上建盐板、拉卤水的成本，已经接近盐贩子给出的每斤盐的价格了。这个简单的核算，我在听父亲与盐贩子的讨价还价中都已明白了。

　　我已记不得父亲是由于什么原因停止晒盐的，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再从事晒盐的行当了。但父亲那段晒盐的历史，我是记忆犹新的。父亲利用政府管理的空间，创造条件，不怕辛苦，敢冒风险，晒盐卖盐，以增加收益，这种闯劲真值得我们学习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