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春红

　　我以为母亲一定会将这项手艺传给我们姐妹，但母亲却一直不曾说起。等我们工作了，这种“千层底”老布鞋被更软更暖的棉鞋、雪地靴等取代，母亲开开心心地把针线笸箩束之高阁：“你们生在一个多好的时代，不用像我和外婆那样辛苦为家人做鞋了。”

　　夜既深，烛火将熄。我困了，哈欠连天，脑袋已经昏昏沉沉了，视线也变得模模糊糊，但鞋底线穿过千层底的声音越发清晰，就像母亲扎针的动作，悠长而从容。

　　小时候，每到腊月前后，母亲就拿出针线笸箩里的鞋底样，照样子剪出一片片薄如碗壁、大小不一的鞋底坯。她把这些鞋底坯叠在一起，叠成一个个一寸厚的“千层底”毛坯。然后，在毛坯正反面各盖上一层白纱面布，在毛坯沿边上缝一圈褐色绲条。说是“千层底”，实际上呢，只有三四十层布。

　　一旦开始做鞋，母亲不管去哪儿，总是随身带着自己的针线笸箩。而我，这时候也从野猴子变成了黏人的小尾巴。母亲做工，我就管着她的笸箩；母亲得空了，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她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只见她举起那枚比缝衣针还要粗二三倍的扎底针，轻松地将引线穿进针眼，用引线结住又粗又韧、约有一米长的鞋底线。这时候，针线笸箩中的抵针箍就派上大用场了，母亲把它套在右手食指上，这枚抵针箍算得上是咱家的大功臣了，黄澄澄的身躯上留着一个个小凹孔——见证着母亲为家人们付出的心血。

　　母亲用头发油给针润滑过后，对准“千层底”上的下针位置，使劲往下扎针。“千层底”这时候显现出牛皮一般的坚韧来了，它死死地将针咬住，不让母亲轻易抽出。

　　母亲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显露在另一面的半根针，咬紧牙，屏住气，一下一下地拔。每次看到她这么使力，我便跃跃欲试：“我来我来！”偶尔母亲会让我试试，于是我发现我拔的根本就不是一根针，而是一棵树。有几回，母亲也拔不动，无奈，只得“请”出木钳把针拔出来。

　　尽管母亲堪称做布鞋的老手，但每次做布鞋，还是会伤痕累累：手背被鞋底线勒出一道血色的沟痕，指尖被刺出一颗颗红红的血珠。不过，母亲似乎从不在意。

　　一天午后，温暖透亮的冬阳照进窗口。母亲穿戴整洁，头发也梳得齐整溜光，嘴里含着一根稻草芯，神情恭肃。她把一个缝制好了的船棚形鞋帮放在一个扎好了的“千层底”上，扯了又扯，拍了又拍，看了又看，直到两者完美无缺地呈现新的雏形。母亲用罕见的慎重姿态，一针一针地绱，把鞋帮和“千层底”绱得严丝合缝，浑然天成。

　　母亲的这套仪式来历无从考查，母亲只知道这是外婆传给她的，绱鞋时的宁静与虔诚，不仅能确保针线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也可以让穿鞋的人得到神灵保佑。

　　大年夜，妈妈替我们姐妹几个把脚板洗得干干净净，又操起剪刀，挨个替我们剪去脚指甲——这是一年中我们唯一能享受的“洗脚服务”。等脚完全干了，我们套上袜子，试穿新鞋。

　　属于我的新鞋平底浅口，白色“千层底”，褐色绲条、黑色鞋帮，素雅温和。我用铜质鞋拔轻轻一拔，顿时，脚板上涌起一股舒适的暖流。

　　我以为母亲一定会将这项手艺传给我们姐妹，但母亲却一直不曾说起。等我们工作了，这种“千层底”老布鞋被更软更暖的棉鞋、雪地靴等取代，母亲开开心心地把针线笸箩束之高阁：“你们生在一个多好的时代，不用像我和外婆那样辛苦为家人做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