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佳萍

　　记忆里的围垦和真实的“挑湾”是不一样的，记忆修改了视觉，苦痛结了痂，藏起了原本的颜色和质地，二姨父截取岁月中的几个小片段，跟我娓娓道来。

　　冬天钱塘江逢小潮汛，又是农闲时节，便是围垦的好时机。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加上茫茫白沙滩上无遮无拦的风，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呼啊呼啊”地吹，不下雨还好，若是下过雨，滩涂上面就结了厚厚一层冰，走在上面膈应得很，还有时不时横阻去路的几米几十米不等的流花沟，绕是绕不开的，只好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走。

　　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流花沟，父辈们称作囊花沟。冬天的流花沟结了厚厚的冰，只是，冰固然厚，也不足以承载一个人的分量，何况是数量庞大的队伍。初踩上去咔嚓嚓地响，碎冰很是锋利，在脚底、在裸露的肌肤上划出细细的血口子，又湿又粘的土没过脚背、脚踝、小腿，再没过膝盖，再跨第二步，每踩一步再用力使劲拔一脚，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那种，冷得痛，痛从脚底起渗进骨头，再是劈头盖脸凌厉的风，更让人举步艰难。

　　所谓的艰苦，大抵如此吧，大家同吃同劳动不在话下，同住矮破小的草舍，用麻秆和稻草垫起来的两排大通铺，中间放一捆麻秆算是男女宿舍的分隔，都是乡里乡亲，倒也未觉有多尴尬，再是太过疲惫，多半挨着被子就起鼾声了。鼾声四起，一夜好眠，那是极好的了，只是冰地里赤个脚，朔风中裸露的双手，还有耳朵，长冻疮是平常的事。冻疮跟暖和一向势不两立，它们在被窝里博弈，是那种难耐的刺痛与瘙痒，可是，那么小的空间，翻个身都会影响到两边的队友，肆意揉一揉也成了奢求，那就忍着，忍过去就好了。冷不丁又让背上的潮湿惊醒，不是汗也不是雨，是下雨天地面的湿气，它们是无孔不入的，何况麻秆和稻草毫无防守之力，垫在身下的那半床被子也不是无懈可击。

　　每次围堤周期大概在七至十天之间，出工的第一天，宿舍到工作点的直线距离还有待确定，为了不至于消耗过多的体力，会轻装上阵，第二天早上就要每人挑一担塘渣了。塘渣不在宿舍边上，得走到距宿舍三四里地远的内河。那里有另一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是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把石头和塘渣从附近的山场运到内河的指定地点。再走十来里地到工作点。一望无际的白沙滩，天蒙蒙亮的早晨，鱼贯的人们负重前行，他们谁也不敢停下歇歇脚，是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走出壮阔的气势，也走出生命的苍凉，天地间呵气成霜。

　　挖一条内河，用内河的土筑挡潮的堤，用的是愚公移山的笨办法，卸下塘渣，土撘里装满的就是泥土了，泥土装得比塘渣满些，但白沙滩的土很松很浮，走路一颤一颤，泥土就往外落，更可恶的是，只需要漫不经心的一点风，就可扬起满天的尘沙，工地上的人们谁也无法逃脱它的罗网。内河越挖越深，周边的水不断往里渗，泥土潮湿得不行，堤坝越筑越高，行路难，扁担在肩的两头晃晃悠悠，土撘一高一低，泥土和着水从土撘的缝隙及周边淋淋沥沥，整个路面泥泞不堪，小半条裤子溅满了烂乎乎的泥浆，粘在腿上……

　　饭送到工地约莫十一点左右的光景，二三十人的饭，十来里的地，或用肩挑或用车子推，一个多小时，不问送饭的队友冷不冷，饭和菜绝对是冷透了的，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新筑的堤坝聊以挡风，再找个干燥些的地方坐着或是蹲着。咸水蒸得饭，咸水蒸得干菜汤，或盐白菜，或萝卜干，若再放几片焖得发黄的青南瓜片或毛豆肉，算好菜了。就是这样的伙食，多半也是吃不饱的，吃个七八分吧，何况没有一星油水，不过这些大伙儿也都不怎么会计较，矫情和挑剔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儿，好在大伙儿在工作的间隙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有多了不得的辛苦与委屈了。

　　偶尔在完工那天中午会加餐，会加一块炖得很烂的、油汪汪的像涂了一层蜡的肥瘦相间方方正正的红烧肉，上面洒了两三粒葱花，这对于长久处于饥饿中又久不见荤腥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呀。那块肉不大，一大口可以吃下去的，可是他们都会慢慢吃，慢慢滋润龟裂着小口的五脏六腑。这事在多年后还常听父亲说起，他说再没吃到过那么香的肉了。这么香的肉，有人是舍不得吃的，我姨父是每次省下来带回家给表妹的。

　　完工那天下午，要把这些天挑的塘渣依次用手整齐贴在靠江那一面的堤上，与泥土一起结成坚固的同盟。只是，再坚固的同盟，大自然若是想要恶作剧，也常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看着大水汹汹堤坝决口，就是急红了眼睛，就是千顷乌云把心活活坠死，也是无可奈何，叹息之后，重整旗鼓。　　   本来是可以呐喊的，可我的嗓音不够响亮，我只能让手中不那么灵巧的笔，代行喉咙的职责。时不待人势亦不待，趁开工的哨声飘得还不太远，趁一部分亲历者还健在，那是行走的丰碑呀，诉说那个饥荒的年代，前辈用扁担，用铁耙，用土撘，用鲜血甚至用生命从钱塘江夺来的五十多万亩耕地，喂饱了子孙后代。我想让雨雪天穿着蓑衣担着重担的身影、隔着棉衣反复被血泡磨穿的双肩、冰天雪地里赤裸的肿胀的双脚，能多几个人看见。

　　而事实上，我也是把本忘得干净的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