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文丽

　　电视剧《小巷人家》讲的是寻常巷陌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世纪末前后的故事，是小家庭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社会记忆。从庄父到庄超英，维系代际关系的是“孝”，但在个体意识突出的当下，剧的叙事突出了孝道中“愚孝”的一面，从而将传统家庭模式在社会转型中“终结”了。

　　传统的“孝”维系了“家”几千年的代际传承。《红楼梦》中贾母当众训斥儿子，贾政只能跪地赔罪。巴金《家》中，大哥觉新承受延续家道的重任，顺从隐忍，他的弟弟们则叛逆离家。《红楼梦》预示“家”衰，巴金则用笔墨“拆家”。经五四洗礼，“家”被否定，孝被批判，个体意识觉醒，许多人冲出家庭。百年中国，“家族”变成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在《红楼梦》称“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小巷人家》叙述着里巷小家在现代社会进一步的变迁。庄家老父母竭力想通过大儿子顺从并付出的“孝道”，来控制整个家庭。这在庄超英身上表现为“愚孝”的倾向，逆妻子及儿女之心，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剧中，传统的家道终在社会转型中陨落。

　　长子庄超英是生活在当下的觉新。他长大的时代，传统的孝道观念在家庭中还浓厚。费孝通谈到，乡土中国的“家”，“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即，父母和儿子儿媳是上下关系，是纵轴、首要的。儿媳妇是外来人，儿子与她的关系是横的，是配轴。父母把子女拉扯大，把家庭有限的资源用在对他们有益的人身上，如给大儿子读书，让小儿子顶职，女儿则下乡去了贵州。重男轻女是有深厚的生产关系基础的。大哥庄超英虽然受了现代教育，但在家庭意识上，他受父母子女是纵线主轴的观念根深蒂固。父母让他回报整个家庭，就对父母言听计从，以博得认同。“不孝”是儿子最难以承受的骂名；但他娶媳妇并独立门户时的80年代，苏州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工厂给妻子黄玲以社会角色，分了她一套小房子，使她拥有了在庄家人面前不卑不亢博弈的硬气，从而能夯实自己的小家。庄超英则是当代的觉新，屈服于父母与妻子对立。而黄玲是个体意识强的女性，不是《家》里善良顺从的瑞珏。黄玲一直外柔内韧地与“主轴”结构相抗争，改变夫妻是配轴的处境，成就了儿女优秀的小巷一家，庄超英在“觉新”与“觉醒”间的转变是电视剧的一个看点。

　　观众可能对庄老夫妻的偏心和控制欲感到气愤。其实他们年轻时的家，就是巴金《家》里的氛围。家长是权威，他们需要服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到他们做家长，延续的是上一辈的模式，以孝的名义，控制大儿子顺从，交出部分工资，维持家的传统模式。但到黄玲进门的80年代中后期，小家庭分出去了。个体意识、男女平等、独立自主激荡着小家，老两口的权威在经济大潮的新意识下想强力维持但日渐式微；天下父母难免偏心，精通事理如贾母者，大儿子也暗戳戳喻示老太太偏心，只是庄老夫妻偏心小儿子太分明。不平衡撬动了传统家庭的融合模式。父母经济力弱，但控制欲强，他们被塑造成自私偏心、滋生不和谐的负面家庭成员。传统模式的“家”在内患外因下“终结”。

　　上世纪90年代初《渴望》曾经风靡全中国，善良忍让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刘慧芳维系了“文革”中动荡支离的家，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美德典范。30年后的剧中，黄玲的做法与刘慧芳不同，她在家中不委曲以求全。她尽力维护自己的小家，坚持原则，与公婆小叔子邻居周旋，尽心护犊，对丈夫则怒其愚孝，赢得了观众的称赞。与刘慧芳最后心力交瘁不同，她收获了儿女们的亲爱和尊重。可以说，从《渴望》到《小巷人家》，影视剧在表现中国家庭时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终结了代际延续的不良基因，开启了家的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