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应峰

　　夜色如轻轻抖开的缎带，从屋檐垂落，铺满整个庭院。月亮低悬，恰似一枚打磨得极薄的银片嵌在墨蓝的绸面上，边缘透出冷寒的微芒。风从稻田深处吹来，带着潮湿的泥土味、稻穗的青涩味，还有一丝细微的、不易觉察的苦香，那是苦楝树在夜里悄悄打开的花。

　　小时候的夜晚，没有空调，没有手机，连电灯都昏黄如豆。我常常坐在窗前，吹着窗外的风，一手支着下颌，倾听夏虫的歌唱。

　　“吱”的一声，有一根丝线从黑暗里被挑起来，颤颤巍巍，悬在耳廓。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无数声，从草丛深处、从瓦缝之间、从丝瓜架纠缠的藤蔓里，一齐涌出。它们并不整齐，却有一种奇异的默契：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唱，又像一场没有目的的祈祷。

　　我屏声静气，生怕惊扰它们。可它们根本不在乎我。它们的世界里，此刻只有月光、露水，以及即将到来的黎明。

　　更多的时候，我躺在竹床上，祖母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拍着我的背。窗外是整片整片的蛙鸣，窗内是虫声。我分不清哪一声是蟋蟀，哪一声是金铃子，只觉得它们都在争相歌唱。它们唱得越响，我睡得越沉。梦里，我变成一只透明的、会发光的虫子，翅膀上缀满露水，飞过稻田，飞过荷塘，飞过祖母的蒲扇，一直飞到月亮上去。

　　醒来时，天已微亮。虫声稀疏了，像散场的戏台，只剩零星的锣鼓。我揉着眼睛，看见祖母坐在小矮凳上剥毛豆，指尖沾着淡青的汁水。她抬头冲我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整个夏天的温柔。

　　“虫儿唱累了，歇息去了。”她说。

　　后来，我离开故乡，去了陌生的城市。城市的夜晚没有虫声。只有空调外机的轰鸣、汽车驶过积水的声响、偶尔几声被霓虹惊起的鸟啼。我住在四楼，窗户关得严丝合缝，试图把整个夏天关在玻璃之外。失眠时，我总会想起那些虫声：它们现在在哪里？是否还在故乡的草丛里，一声接一声地唱？

　　又一年夏天，我回老家探望。老屋已易主，父亲在国道旁起了一栋房子，一切显得亮堂洁净。院子里铺了水泥，打了井；门前，新移栽了桂花树，还有一方开满荷花的荷塘。夜里，我躺在新居的床上，窗外，夏虫声声，直入耳廓，让我一下子陷入了对过往时光的记忆。

　　我赤脚走到窗前，踩着月光，静心倾听，在夜蝉的鸣叫里，我似乎听到了祖母说话的声音。

　　科学家说，蝉的鸣叫是胸腔共振的结果，蟋蟀的振翅是为了划定领地。它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歌”，更不知道有人在黑夜里为之倾听。在倾听者的耳廓里，它们在以整个夏天，唱一首关于短暂与永恒的诗。它们知道，自己只有一季的光阴，所以要把每一声都唱得饱满、唱得热烈，唱得让月亮都忍不住俯身倾听。

　　就像离世多年的祖母，用她布满老茧的手，每天不遗余力地剥毛豆，把最嫩的豆子留给我，把所有的爱都藏进日复一日清淡而淡青的汤里。

　　有月光的城市夏夜，我站在阳台上，听一只误入花盆的蟋蟀在歌唱。它唱得小心翼翼，怕惊扰了谁，又像怕自己被惊扰。我把纱窗推开一条缝。它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唱。这一次，声音大了些，带着一点试探，一点任性。

　　我知道，夏虫从来不是为任何人歌唱。它们只是歌唱，因为必须歌唱。就像河流必须流淌，星星必须闪烁，人生必须拥有思念一样。听这只孤独的蟋蟀歌唱，我感受到了整个夏天在合唱。虫子们在草丛里，在月光下，在露水中唱出了生命的旷远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