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淼水

　　王宗炎（1755—1826），字以除，号谷塍，又号晚闻居士，萧山老城区著名府第“世进士第”的主人，个性忠厚、诚恳、好学。乾隆三十七年举人，四十五年进士，无意仕进，可任知县而未就，谨守师承故训之旧，搜罗典集孤本10万余卷，筑“十万卷楼”以储，时为萧山著名藏书楼之最。主讲杭州紫阳书院二十余年。居家时关心桑梓公益，筑塘浚湖，与家乡著名学者汪辉祖为文学道义之友，深谙校勘，所藏著作大多研读校勘误字，也为他人校勘，多所是正。自言四十悟舍己从人之旨，五十知行恕，六十知主敬，因自号“晚闻居士”，有《晚闻居士集》九卷。

　　藏书甚富

　　筑“十万卷楼”以储

　　“世进士第”是老城区、原西河东岸，清代康乾时期建造的缙绅豪宅，“世进士”并非“四进士”，而是父子和眷属后辈多成进士而称之为“世进士”。王宗炎25岁金榜题名，年纪尚轻，故时人称其为“小进士”。成进士后始为翰林院庶吉士，可出任知县职，铺就了升官发财的锦绣前程。可他一反常态，中进士而不入仕，以读书、教书、藏书为务，乐此不疲。更令人称奇的是有其父还有其子的王端履，在王宗炎60岁时得中进士，点了个翰林院庶吉士，仕途前程也已铺就。可他也无意于仕进，仅一年就回家中，学其父，诗文自误，以读书、著书、藏书为乐。王宗炎对儿子的选择毫无怨言，心想我王家并非单靠我父子为进士，而应世世代代书香盈门，世世代代博取功名，为民请命，为社稷效劳，所以他的门额不挂什么“光禄第”“荣禄第”“朝奉第”等皇上赐给的虚衔，只悬挂了“世进士第”题匾。

　　世进士第占地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其规模仅逊于安仁当的建筑面积。王宗炎这样的缙绅，理应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格式，采纳八卦阴阳之说，大门应面南偏东，住宅大院大多应以中轴线布局而傍分支，应有仪门、大厅、二厅、厢房，再加上或大或小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后花园，以供主客休闲消遣。可“世进士第”别出心裁，高踏步的轩昂台门面西不说，直对正门的厅堂是供奉列祖列宗的香火堂，进门厅左边是比三楼还高、用青砖砌的高大楼屋，其面东因向内，有木制门窗，面西便是西河，只开了几个高高在上的阔仅两尺的石雕窗户，外观如同城堡。据传此乃王宗炎的心血所在，即藏书的“十万卷楼”，为当时萧山三大藏书楼之最。而家居建筑则在台门右侧石库门内的花园以北，面对面地建了两排五开间楼屋，其他还有些零星杂居，除面西因是西河，大致从南药桥到鲍家池为一直线外，整个平面布局却是曲曲折折，无正规定式。

　　王宗炎的藏书并非为收藏而藏，而是为了读书自娱、修身养性，所藏的经、史、子、集以外，尚有许多稀少珍本。如风云会传奇2卷；春秋左传兵谋；香祖笔记12卷；说文古籀补二14卷、附录1卷；畏庐诗存2卷；敦煌石室遗书12种，附1种；明季遗闻4卷；法苑义林章唯识章注，不分卷；知止堂集13卷，续集6卷；飞鸿集文4卷；秋声辞1卷；与友人论六经、臆说12卷；西域舆地三种汇刻、不分卷；元始天尊说变化空洞妙经1卷；汉张寿碑（建宁元年刻本）；郎元山居文录3卷等等，记不胜记，大多属宋版本。因多系抄本，错谬甚多，由此他在批点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校勘正误，所以他的藏书质量非常高，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是借鉴了王宗炎的旧藏之本才进行了古籍版本的研究。其后，校勘补正成了他的爱好，功力日精，影响很广。

　　由王宗炎校勘他人的著作应该不少，如为汪辉祖之子汪继培注《潜夫论》，为之校勘误字；遵翁元圻所属校《困学纪闻》，多有是正。最为艰难的是为文章道义之友章学诚编次遗著《文史通义》。其时，章学诚目已瞎，而所著《文史通义》又是他毕一生之功的力作，王宗炎不辜重托，为《文史通义》编定目次，并做了认真仔细的校勘。他还经常将所喜爱的珍本带到书院批注，如《意林》一书，通篇以朱墨二色批校，有楷书、行书，校勘用楷书，批语用行书，书法雅致秀美，字形流畅隽永。书上有些字没印上，他就用朱笔把字补上。正文中将误字、轶文等均用朱笔改正补充。这部《意林》属宋抄本，实属海内孤本。

　　王宗炎的道德文章，颇受一代著名人士的喜爱，汤金钊、陶定山、陆以庄、汪继培等都是他的门生，著名师爷汪辉祖虽比王宗炎年长20多岁，但仍然是“文学道义之友”。当时著名学者王引之说：“萧山王晚闻先生，一时硕学，熟读三代两汉之书，发而为文，故其辞质，其义醇，有淡雅之才，无驰骋之气，昔人所谓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者，先生之文其几乎。”晚清学者李慈铭也曾提及王宗炎的学识：“先生聚书甚富，于《易》《诗》《书》《礼》《公羊春秋》《尔雅》《孟子》皆有论撰，文体一意简古，谨严可喜。”

　　王宗炎不仅能诗善文，还对书法颇有研究，有专著论书法，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北碑书法洪流冲击下的清代，唯有他“顽固地”继承了王羲之书风的传统，为后人所仰慕。

　　书院讲学

　　被誉为东南硕师

　　杭州紫阳书院位于紫阳山麓太庙巷。初建时有乐育堂，奉朱熹木主；有讲堂及楼榭，供师生讲学弦诵。当时著名学者如龚自珍等先后主讲该书院。日有课，月有程，悉照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规则办学。王宗炎于嘉庆八年就任紫阳书院山长，长达20年。因学生增多，他到时已有学生328名，后由盐运使延庆捐资扩建，以观澜楼为最。延庆请巡抚阮元为楼题写匾额，阮元竟然作了一篇短赋以颂，同时有感而发地做了解释：“然则学者观澜之术可知矣，观于海者难为水，游圣门者难为言。圣言莫大于孔子，海澜莫大于浙江。善乎赵岐之言曰：‘所览者意大，观小者志小。’朱子之言圣道大而有本，学者渐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楼者，莫不志于大道，成章乃达，教生徒以学者，亦将操此术于盈科之流水以观之矣。”阮元确实也是饱学之士，这番解释让王宗炎深受启发，认识到教育者以育人为本，而育人者没有胸怀大志，怎么能让受学者生发出高远志向。观海者难为水，游圣门者难为言，句出于《孟子》，为师者必须以谦虚谨慎之情，才能把学生培养好。也因此王宗炎加倍努力，进一步研读“郑孔小学”，又专工古文词。将家藏的珍本搬到书院，稍有闲暇加以批阅，提升自己学识。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更注意到全方位地培育学生。根据朱熹的教学顺序，15岁以前学好“小学”，从“学其事”，即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将伦常礼教教给儿童，进而教他们诗、书、礼、乐之文，打好基础。为此他亲自编写了用以教学的《小学》一书，作为15岁前学生的主要教材。而后教学内容转向“大学”，在小学的基础上“明其理”，按照格物、致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学生“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教材主要以“四书”“五经”，尤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为基本教材。

　　这些学说在今天当然是不合时宜，但在当时科举时代，却显得十分重要。正由于王宗炎教学有道，自己学识修养水平又高，教育出来的弟子多有佼佼者，久而久之，赢得了“东南硕师”的美誉。咸丰年太平军起义，王宗炎居家，在城区办“望闲家塾”，一生从教达50年之久，教授门人甚众。

　　不取分文

　　投身于家乡建设

　　乾隆五十七年夏，西江塘张神殿、荷花塘等处塌陷，绍兴知府李亨决定借款抢修，并在部分地段改为石塘，以减少灾害。山阴、会稽两县合计捐银二万两，但萧山单独捐银二万两，绍兴盐商捐银一万两。知县选定汪辉祖和王宗炎为工程董事。不久，绍兴知府高三畏招绅士会议，汪辉祖因病未去，王宗炎与会。后由于省巡抚出面敦请，汪辉祖与王宗炎商定，决定一起出任工程董事。汪辉祖毕竟是师爷出身，精于计算。他建议由绅士司局收捐，殷户分段办公，这样捐难侵蚀，工有稽查。工程既是民办，应按民价，比部价酌减，仍宽二三分，以备办公者延亲托友之需。他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其时，汪辉祖足疾在身，奔东顾西之事当然由王宗炎承担。其间，汪辉祖还请出更为年轻的忘年交何其菼，由他与绍兴知府张凤鸾一起上塘，重新估算工价。王宗炎和何其菼成了具体任事者，汪辉祖则在家审核一切开支与改动方案。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新上任的省巡抚吉庆巡视工程，命添筑新旧两塘中缝，增塘后陂陀，加塘外块石，建镇水庵石仓。至四月初十，全塘告竣。凡增修各项工程，以及一切委员役食、董事薪水并修理公所、添雇书役等费用，都在节省下来的经费中开支，唯汪辉祖和王宗炎以身作则不取分文，结算后尚余钱37.8万文。五月撤局，汪、王两人一起赴杭谒见吉庆，送报工程报销册。此事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却体现了汪辉祖和王宗炎的办事一丝不苟，光明磊落，“贾不虚靡，工得坚实，民大悦。”

　　嘉庆十三年（1808年）西江塘再次溃堤。其时王宗炎的好友阮元出任浙任巡抚。阮元深知王宗炎的为人，为防有人以修堤塘为名，行贪污之实，仍请王宗炎主持修筑工程。王宗炎以桑梓为重，不畏艰辛，不遗余力地董其事，越二年竣工。

　　王宗炎与同乡士绅来起峻、郑应简、何其菼等筹划疏浚湘湖工程等。乾隆末年，居住于湘湖沿岸的书生於士达，出于对湘湖水利的关心，就湘湖沿岸的放水穴口，不辞艰辛地做了实地调查，并做了具体记录，撰写了《湘湖考略》一书。同样关心桑梓的王宗炎、汪辉祖对此深表赞扬，王宗炎特地为该书作序，称其“蹈义激发，毅然以身任……功乃出乡大夫乡先生之上，利害明而所持者要也”。同时还帮助於士达于嘉庆八年付梓成书。这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宗炎对湘湖水利的高度关注。

　　王宗炎并非没有为官的能力，其才、其德、其品性，绝对是个好官， 是个干练之才。他的族弟王绍兰官至福建巡抚，被百姓誉之为“王青天”“南包公”；其挚友汪辉祖，更是天下一等一的师爷，乾隆一代的名幕、名吏。但王宗炎有自己的期待，他把立身、立德、立言作为自己人生坐标，荣名并非永恒，文脉才能千古，口碑才能留名，载入史册才是真正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