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志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九伟陆续于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近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慢半拍的人》，诗集《爱的低语》等。她在文学写作上不跟潮，不追风，不趋新，长期坚持自己的人生感悟和文学理解，沉浸于温暖温馨的爱的世界，用朴素真诚的文笔，轻声低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爱的歌谣。

　　李九伟的家乡在中原大地，与我的家乡关中自然风物、生活习惯、乡村人物非常接近，散文集《我们的小时候》中书写的衣食住行、儿时游戏、庄稼蔬菜、乡村娱乐、乡土人物和方言土语，唤醒我的童年记忆。阅读此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次温馨美妙的返乡之旅，也是一次回归童年的难得机会。

　　书中，李九伟坚持了朴素自然的生活态度，享受特殊年代乡村的简单快乐。她善于抓取乡村生活的日常，通过一小段一小段文字，连缀起平平淡淡而又真真切切的乡村生活，反映特定时代中原农民真实生活状态和生存理想。她的本意是追忆个人小时候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但由于真实而朴素的文笔，让这些记录远远溢出个体记忆，而进入特定时代的“客观”记录，具有乡村史料的性质，反映中国当代乡村生活的变迁。

　　“化肥袋做棉衣里子”是特殊时代农村颇为时髦的衣服，在我的家乡，一般用进口化肥尿素袋子做成夏天单衣，衣服上赫然印刷着尿素字样，微风一吹，呼啦啦，颇为潇洒飘逸。能够穿这样淡薄透气爽朗的衣服，是村长、仓库保管员和到化肥厂拉货壮劳力的“光荣”，一般社员只有羡慕的份。李九伟的乡亲们将化肥袋子做成棉衣里子，自然比我的乡亲们含蓄，但少了许多风光。“窝头杂粮”“野菜也当粮”描写的粗茶淡饭是乡村饮食的常态，最能抗饿的红薯，小时候吃红薯干、红薯面馒头、红薯凉粉、红薯粉条、蒸红薯、烤红薯，以红薯为主食。红薯帮我们扛过了饥饿年代，也落下了慢性胃病。九伟书写的土坯房、大瓦房、红砖房，“接二连三盖新房”是农民的责任，也是宿命，奋斗一辈子，能为儿子盖得起大瓦房作为婚房，应该是幸福的农民；如果结婚时能够置办齐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绝对是富裕户才敢想的。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李九伟笔下的乡村伦理依然温馨和谐，亲戚之间、邻里之间、亲戚的亲戚、邻里的邻里，七扯八攀的远亲，在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话语中，流露出富有乡土人伦气息的关心，大家相互帮衬着过日子，携手共度难关，也分享着简单的快乐。

　　《我们的小时候》摄取朴素真诚的乡村物像、风光、人物，叙述简单而和谐的乡村伦理，表达真诚真切的乡村情感。李九伟在叙述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都采取平静、平淡、自然的书写姿态，让人物、事态、风物自动走上前台，进行自我展示。作者仅仅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几乎不进行任何评判，似乎担心打扰了这些安详宁静的田园风光。这既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倾听人物的声音”的态度，也是一种自信，她相信忠实的记录，带着朴素的力量，带着生活的原生态，牵引读者的记忆和回想。

　　文贵真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历代多以为夫子强调文词达意即可，过犹不及。苏东坡言：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达。将辞达理解为观物、达物之妙。《易•乾卦•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由是而解，“辞达”不仅为达物，更为达心，达物为妙，达心为诚。此心既可指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灵，亦可指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自我之心诚，方可为天地立心，成就“诚”之大者；由人心而文心，达个体心灵之诚，达天地之大，文之大者焉。《我们的小时候》书写真诚自然的乡村伦理，作者对乡村风土人情，一片真诚，记人、叙事、状物均发乎自然，没有夸张变形的情感张扬，没有故作怀旧的相思乡愁，有的是平淡自然的叙事节奏，藏巧于拙的情感表达，在平平淡淡的叙述描摹中，显出真物、真人、真事、真意、真趣、真情。

　　李九伟有一颗童心。这份童心，发蒙于孩提时代，虽经世事变幻、生活沧桑，不改其心，是为赤子之心，纯净无垢，自然随性。李贽以为童心乃人“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我们的小时候》的“童心”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童心童趣，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包括“唱过的歌”“玩过的游戏”“动物玩伴”“童年囧事”等，叙述艰苦时代里天真无拘，充满趣味的儿童世界。第二是始终用一颗童心理解家乡的亲戚邻居、风物习俗和乡村故事，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抱有赤子之心，情感自然朴素，笔调平淡中见真情。第三是李九伟对文学有一颗赤子之心，忠诚于文学，忠诚于叙述，忠诚于事项本身的自然呈现，忠诚于朴素和谐的乡村伦理。童心，让李九伟重返“我们的小时候”，致力于“还原”数十年前的乡村原生态，在乡村生活不断被现代性书写“折叠”“穿越”的时代里，虽然寂寞，却弥足珍贵。这，正是《我们的小时候》价值所在。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