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明  

　　说起昇光村，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

　　一个是李汝安。他是萧山名医、骨伤科传人，曾经坐诊戴村医院（今萧山区第六人民医院），因医术高明，使“戴村”两字几乎成了骨伤科治疗的代名词。我老家是许贤，离戴村近，只有10里地。离李汝安老家何家桥更近，不到5里。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讲李汝安的许多传奇故事。传说在明朝崇祯年间，李氏祖先原是农民，某日去放田水，见蛇捕蛙，即用泥锹铲蛇，蛇骨断皮连，但尚未死去，见其游至一棵草旁，咬断草茎，让草汁滴入伤口，便匍匐不动，片时骨合血止，蛇便爬走。李氏祖先见状大喜，便将此草拔回捣烂，掺入糯米饭中，再将家犬尾巴砍断，以此药敷扎试验，不日犬尾复合。于是，李氏祖先便开始接骨疗伤。到李汝安时，已是第十代， 使李氏骨伤科达到了空前辉煌的境地，形成了“重在手法，兼用药治”的骨伤科医疗特色，萧山、绍兴、富阳、诸暨等地区及江、浙、沪一带，闽、赣等地患者纷纷慕名求诊。

　　古代行业内的师徒关系，既有不成文的规矩惯例，也有明确载录的行规手册，一般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传子不传婿，传媳不传女”，而李汝安打破了李氏骨伤只传嫡孙的规矩，将技术传给儿子的同时，也传给他的儿媳，据说儿媳的技术深得李氏骨伤科的精髓。当然，也开始招收异姓弟子，他招收的弟子日后很多都成为萧山骨科领域的领军人物。1964年李汝安被评为萧山十大名医，他带教的学生有的成了当地名医，有的已是萧山骨伤科的学科带头人。

　　另一个便是沈佩兰，这个毁家纾难、国而忘家的女子，这个以柔弱的双肩担负起救国大任的乡村女教师，当时的《东南日报》对她这样评价：“如此巾帼弱女，不畏艰险，实属难能可贵，求之须眉亦非易得。”萧山抗战史上有三位杰出女性，她们三人，各有各的光辉，尽管起点不一样，终点也不一样，但她们身上所发出的光芒是一样的，独特而又坚韧。沈佩兰，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从1941年9月起，一直做的是难童教养团和小学教育工作，默默无闻在乡村，弹唱一首属于自己的乡村故事。沈佩兰的路子，是一个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有一种深沉而宁静的美，与她所生活的家乡的大山一样。

　　我与沈佩兰的交集，只不过是两个时空的偶然，一个是塘坞战役的前哨战——人命塘战役。人命塘，在我孩时的生活中，是一个绕不过的坐标。挖来的子弹壳，成了游戏的主角，竟伴随着整个童年，为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一抹鲜亮，抹也抹不去。那道梦里倩影百绕的人命塘，是我人生记忆里的一朵鲜艳小花。在那缺乏物资的年代里，人命塘的子弹壳给了我久远的乐趣，洋溢着人生的诗意，翻转着一种逃逸的精神；另一个是在纪念馆内，与沈佩兰事迹相邻的“黄芝模”，黄芝模是我的堂大公，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少尉护士，1939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从皖南来浙西前线视察。黄芝模年轻有为，20岁刚出头，护送周恩来从浙西一路走来，趁夜色掩护，在桐庐分水下船，经富阳到达义桥后，当晚宿义桥老街。而黄芝模父亲的商行就在老街，他也不敢前去相认。因为他知道，义桥人都认识他这个少东家，万一被熟人看到，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第二天，黄芝模护送周恩来到临浦。周恩来在临浦发表团结抗日演讲，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和命运作了精辟的分析。

　　“向阳而‘昇’，合光同行”，如今的昇光村，摘掉了贫困村帽子，是杭州市风情小镇、首批共富村、区10个新农村特色村创建对象，既有发轫于隋的里庵坞、元末明初的李氏宗祠、市文保李又芬故居等老建筑，还有马灯胜会、李氏骨伤科、李吴蔡姜四姓族谱这样的非遗，又有雅庄园艺、阿咔果园、万头羊基地等一批现代农业基地，更有南河、李氏、俞村塘这样大手笔建成的三个绿地公园，正如《萧山许贤李氏宗谱》所云：“长江绕于东，湾环如带；石牛屹于西，峥嵘可爱。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有土可以稼，有水可以钓。”昇光更像是一个处在深闺之中的少女，静逸、神秘，又或者像归隐于山林的雅士，清雅、淳朴。

　　如果说，昇光是一部耐读的书，那么，我们只是看到了她的影子，触及了她的外表而已。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影像的文化逻辑，昇光的耐读性永远是灿烂的，永远是鲜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