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永祥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物资的短缺，国家实行票证制度。各省有各省自己的一套票证，除油盐酱醋外，其他一切副食品都得凭票供应。买米有粮票，买肉要肉票，扯布有布票，买香烟得有烟票，就连买现在再平常不过的豆制品，也得有豆腐票。票证是发给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的，因此，当时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生活就有了天壤之别。

　　农村百姓家里，除了过年，可以杀一头猪，宰几只鸡，自己也是留下很少一部分，大半头猪还是要卖到镇上供销社的，以便春节可以买个把糖包去拜年。因此，一年四季，普通农家的餐桌上，是见不到一丁点荤腥味的，有的只是自家菜园子里的当季蔬菜，霉干菜也仅仅是霉干菜，没有肉可焐，蒸茄子、南瓜等则是餐桌上的招牌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星的。

　　我家因为父亲是工人，他也有票证可领，因此，相比于普通的农家，条件要稍稍好一丁点，偶尔也会有一丁点肉味解解馋。但农村少了一个劳力，因而生产队分配给的稻谷就少一份了，所以米是经常要断档的。

　　母亲总会在做饭时，在锅边铺上一些番薯丝、萝卜丝或者南瓜丝之类的，等吃饭时，他总会将米饭多的一侧给我们吃，自己吃南瓜或萝卜饭。虽然，我吃的是米饭，但番薯或者萝卜味总归是残剩在饭中，小小年纪觉得米饭已不香了。因之于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萝卜和番薯之类的杂粮，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感。

　　村里离家500多米的地方，有一爿小店，是镇上供销社的分部，货物少得实在可怜，东西也是要凭票供应的。油盐酱醋和简单农具是不凭票的，偶尔也会配给下来一点腐乳或者咸鱼干之类的，给村民解解馋，让我记忆深刻。

　　那一天母亲告诉我，说小店里在排队买腐乳，遂递给我一个碗，在我小手里塞了两毛钱，叫我去买。我手心里握上两毛钱，一溜小跑到小店，队伍已排得密密当当，还未轮到我，腐乳已经卖完了。等排队的人都走尽了，我还拿着个碗在柜台边东瞅瞅、西望望的，觉得惊喜还会再出现。店主可能觉得我发靥，拿过我手中的碗，在腐乳坛中提了一吊提（提酒的量具）腐乳卤给我，也不收我钱。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碗回家，路上，腐乳卤的香气时不时地刺入鼻孔，觉得好香好香，遂忍不住小小地舔上了一口，然后，触发了我的味蕾，一发而不可收。等快到家时，碗已经是一个空碗了，只有碗底里残存的一丁点腐乳屑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