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民以食为天，但“吃”早已不是简单的温饱手段，更是一种刚需的社交方式。或亲朋相聚，或好友婚庆，或同事乔迁，一顿顿吃席总是免不了的，真是办席聚人气，赴宴撑场面，席间共追忆，举杯交新朋。当然席间也有“真干饭人”，以及只为随份子而来的“讲究人儿”。

　　而一谈起吃席的故事，大家脑海里可能瞬间浮现无数名场面，毕竟安安静静吃顿饭不过是“家常便饭”，“嬉笑怒骂”才能记忆犹新。比如《亮剑》里李云龙“借花献佛”，带着魏和尚，约上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一起大闹龟田一郎生日宴；又如春晚上赵本山、范伟所演绎的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里，牛大叔提溜一串老鳖蛋，戏说“扯淡，扯淡，就是在这儿来的”的场景；再如一度流行网络的那首云南童谣《毒蘑菇之歌》，“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后一起埋山山；埋山山，哭喊喊，亲朋都来吃饭饭”。

　　当然，在我们交流吃席名场面和席间故事时，可能未曾留意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为什么叫“吃席”？咱吃的不是“饭”嘛？而且不论是否“坐小孩那桌”，不都是上桌吃饭吗？进而还会追问，“吃席”这一提法是何缘故呢？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100多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苇席，大者超过一平方米，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苇席的作用就是铺床纳凉，可在新石器时代，现代意义的“床”还没出现。所谓幕天席地，据专家推测，这些苇席应该是用来盖屋顶与铺屋地，而古人的吃住、祭祀、娱乐，也就都从这一张席子展开。

　　西周时期，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法则，礼更是寓于诸物的使用过程中。席子的“排面儿”也有别以往，用席成为一件“讲究事儿”，数量、大小、纹饰、陈设位置都显示着身份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礼记》里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可见不同等级不仅用席层数有所不同，每层席的纹饰也各有差异，以天子之席为例，最下层的席子是用莞草编制而成的“莞席”，质地粗糙；再上一层是“藻席”（又称“缫席”），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使整个席都带有五色花纹；又上一层是“次席”，桃竹枝编成的竹席；覆上一层是“蒲席”，即以池泽水草编制而成，精美非常；最上一层称为“熊席”，当然也不限于熊皮，可能采用虎、豹等猛兽之皮毛制成。

　　当然，众人共处一室落座，席子的讲究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熟悉《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实际上，尊位是与席子摆放密切相关的。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在今天的宴席之上还有所延续。其次，席子铺得高矮也彰显着身份，一人独坐的要高于二人席，二人并坐的又要高于三四人席。最后，为了保障座席的礼制不被打乱，西周还专门设置了“司几筵”一职，负责管理“席子问题”，《周礼·春官》里讲“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须知与其位”。

　　周以降，筵席制度发展逐渐完备，“筵席”与“吃席”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为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则置于“筵”上，依人数而设。而不仅“民以食为天”，官也有“两张口”，诸公落座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礼记·礼运》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席”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而随着隋唐之际（也有学者认为是汉代）桌子的出现，宴饮也就能“上得了（桌）台面”，叫法更是产生变异，如潮汕人办席就成为“办桌”，吃席自然也称为“食桌”。

　　“吃席”这类古语的沿用并非个别现象。我国历史悠久，各地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古语就活在很多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即各地的方言之中。这一文化现象，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绵延千载而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