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浩军

　　明朝初期，朱元璋的部队纪律严明，严禁军队骚扰百姓，更不得抢掠，对于扰民的士兵严厉处罚。然而，到明代中后期，军备废弛，军纪日益松散，最严重的时期，官兵所到之处，老百姓因为害怕他们抢掠，只得“罢肆闭门”。士兵们买不到东西，就破门而入，四处抢劫。老百姓到衙门告状，可是地方官也拿军队没办法，只得听之任之。

　　清朝晚期，清军也成国家之害， 他们军纪涣散，横行霸道，肆意骚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成为骚扰地方治安的祸患。

　　且看道光十八年（1838），山西太原发生的事件。

　　太原驻军是八旗兵，一向剽悍，肆无忌惮。九月初的一个深夜，一群八旗兵喝得醉醺醺，在大街上游荡，被前方大栅栏挡住了去路，有个差役守卫在那里，不让通行。八旗兵见状，拾起路边砖石就砸，差役多处被毁伤。第二天，阳曲县李廷扬与太原理事通判麟耀会审此案，麟耀袒护八旗兵，判差役过错，还予以杖责，以此抚慰八旗兵。县衙的人无不愤愤不平，却不敢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无所顾忌。

　　这个月的中旬，也是晚上，李县令带着一个随从微服查夜。路遇一家旅店，见店内有火光，李县令让随从上前盘查。猛地，店里跳出几个八旗兵，不由分说，冲上来就对李县令他们拳打脚踢。李县令大声呼叫：“我是阳曲县令！”八旗兵们却假装没有听到，顾自揪打，反而大声说：“这两个人想要入店强奸！”还将他们两个扣押起来。衙门中的人闻讯赶来解救，李县令才得以脱身。第二天，太原城守尉恒通因为藩司、臬司发了话才予以调停，也没有责罚八旗兵。李县令深知旗营骄悍，只好吃哑巴亏，也不敢追究。

　　而古代两个萧山官员，在军队问题处理上很有胆略。一个是明代韩惟论，他“敏慧英特，丰神俊拔”，博学能文，并有谋略，能当大事。还有一个是清朝任辰旦，自幼特别聪慧，康熙六年考中进士，历官上海县知县、工科、兵科给事中、大理寺丞等职。两人在知县任上多有治绩，尤其是军队问题处理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智谋。

　　韩惟论曾任山东汶上知县，任辰旦曾任上海县知县，两人所任之县堪称难治。

　　汶上古称中都，地处咽喉要冲，是人流物流必经之地，由此，当地供应艰难，疲惫困极，更有豪猾奸党，积弊潜蓄，所以汶上是个难以治理的地方。前任几县令，都未能有所作为，相继失职。而任辰旦所任的上海，更是县情严峻，县内“民贫百役，旱涝洊臻，狱讼滋纷”，很多官员到任后，“座未及暖，参罚随之”，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免职撤换，“前令九人皆累系狱”，之前九个县官都成了阶下囚，可见这个县的知县很难做，任辰旦赴任该县可谓是临危受命。

　　韩惟论、任辰旦两人勇于任事。

　　韩惟论到任以后，“廉以持己，勤以干职，平易以亲民，明察以照奸”，兴民之利唯恐不及，剔民之蠹唯恐有失。他勤于政事，有胆有谋，很快，汶上得以大治。韩县令思维敏捷，断案极快，凡有诉讼，他立马就能明白无误地判定，并让各方心服口服。韩县令善于断案也是名声在外，藩司、臬司遇有复杂案子就交于他办理，他无不迎刃而解。后来，其他郡县遇到疑难案子也请他去判决。

　　而任辰旦也是个替老百姓着想的好官，他勤勉办事，破解难题，还有勘测田亩、减除赋额、修治水闸等故事，“县民大欢”。任辰旦也敏于听断，上任后处理了许多历年积案，“数决疑狱，豪猾敛迹”。

　　两人都很清廉。

　　韩惟论“清介明决，气节卓荧”，海瑞独与韩惟论亲厚，韩惟论转任汶上县令时，海瑞给他送行，特送一金，说：“这是我的俸禄，我的俸禄从不随便赠送给别人的，今天我要送给你！”以海瑞的节操，非其类当道权贵也不顾忌，非其义即使是一文也不赠送。“从不妄赠于人”的海瑞，居然送给韩惟论一金，可见，韩惟论在海瑞心中的地位。

　　而任辰旦也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他布衣素食，清苦自励，“自奉俭朴，待百姓如家人”。丈量荒田历时两个月，所有费用他自己承担，俸薪不够时，就拿家里的银钏、棉布换钱。萧山同乡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到上海看望他，见他生活俭朴，感慨地说：“吾观待庵吏治，一丝一缕，唯恐伤民：杯水束薪，不以累物。”这位萧山老乡真是清廉之极。

　　两位县令在军队问题处理上都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智谋。

　　韩县令平息兵民之争。

　　汶上地处南北要冲，车马往来，昼夜不绝，时有豪强来往扰乱，偶有军队路过也是一番骚扰，而当地官府无力应对，百姓疲于奔命，不得安宁。

　　当时，汶上有兵船经过，停靠在运河边，士兵们三三两两上岸，走进了热闹的街市，喝酒玩乐，有的强买强卖，有的象征性付点钱，有的还欺负妇女。人们纷纷躲避，街市一片狼藉。终于，有的百姓忍无可忍，围拢来与士兵理论，还争斗起来，结果有一个士兵势单力薄受了伤。他吃了亏，连忙呼叫同伴，几个人架着伤兵离开了，却留下狠话，扬言要搬兵报复，杀光镇上的人。居民们听闻后，惊恐万分，纷纷收拾摊位，关了门面，拖儿带女逃命去了。

　　汶上的衙役看到士兵闹事，心中不平却不敢管，纷纷躲进县衙，大气不敢出。

　　兵民冲突或将加剧，不可收拾，山雨欲来风满楼，县衙里一片沉闷。

　　听了衙役们报告的情况，韩县令感觉事态严重，踱步思虑一番后，吩咐衙役通知市民，不要惊慌，照常开市，并准备亲自登船去与军方交涉。左右的人连忙劝说韩县令，此事涉及军队，还是不要插手，县衙不能管也无力管，去了只怕受辱。韩县令自然心知兹事体大，却是豁出去了，郑重地说道：“我身为县令，理应保一方安宁，眼见百姓受到骚扰，哪能装聋作哑，坐视不管，做缩头乌龟。”于是，韩县令招来几个胆大的人，作了一番安排，说：“我等下就去见军方主将，处理这个事情，讨要说法，如果处理不了，长时间僵在那里了，那么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做。”

　　然后，韩县令带着几个衙役挺身前往，后面还跟着一些百姓。

　　军主非常骄横，根本不把小小县令放在眼里，傲慢地说：“我的士兵是在打仗卖命，也是为保护百姓，老百姓支持点也是理所当然。”他不知道有劫掠百姓的行为发生，况且现在是他的士兵被打伤了，理应先抓捕打人的刁民。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韩县令要求军主处理闹事的士兵，军主反而要求韩县令交出伤人的百姓。双方针锋相对，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谁也不肯让步。

　　正当两方坐在那里，僵持不下之际，有几个老百姓拖着一个士兵前来，指认说，这个士兵抢了他们的财物。军主满不在乎，不承认他的士兵扰民。韩县令见状，板起脸对着几个百姓假装斥骂起来，也表示不相信。不一会儿，又有一伙人押着一个士兵过来，其中一个哭泣着告状，说这个士兵抢掠了他的女人。韩县令命人搜身，果然从士兵身上搜出了女子鞋袜。这下韩县令大怒，猛地起身，对军主愤然说道：“军队如果有军规，老百姓又怎么会打伤士兵，我今天就是丢了官帽，也要把这里的情况奏报朝廷。”

　　人证物证俱在，军主自知理亏，遇到如此敢于任事的县令，也不再嚣张，就不再坚持处理伤兵的事，召集部下上船离开。

　　一场危机就此化解，韩县令如释重负，老百姓更是拍手称快，集市复得安宁。

　　任县令也有一个礼送驻军的故事。

　　上海濒海，这里设有驻军，任县令平时就注意处理好关系，使军民融洽。

　　其时，传闻这支军队近期将要撤离。任辰旦担心军队撤离期间会扰民生事，就悄悄地向将军打探了军队的行期，然后，他隆重宴请了军主，宣称军队撤离的行期延后了。

　　于是，全军上下继续安心驻扎，毫无撤离的打算。

　　有一天，将军忽然下令军队即日拔营。士兵们连忙牵好马匹、处理枪械、整理帐篷，匆忙收拾锅碗瓢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其时，任辰旦又安排了很多百姓到军营门口欢送，还准备了丰富的牛酒犒军。乡亲们如此热情，让士兵们不离开都不好意思。全军上下赶紧收拾停当，片刻不停留，在人们的热烈欢送中撤离。

　　“军无敢迁延他顾，居民帖然”，任辰旦的妥善安排，使军队的撤离对当地毫无影响，百姓安然。

　　两位县令百姓都是万般挽留。

　　在汶上任上，韩县令大有作为，颇得民心。民谣纷纷传唱道：“汶上令，真贤圣，清如水，明如镜”，民谣传唱在大街小巷，还传到了京师。其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制度，他要回萧山服丧三年。

　　韩县令将要南返，汶上百姓得知后，涕泪交加，呼号于道，有的人还赶赴抚按衙门，请求夺情把韩县令留下。那边抚按还在迟疑不决，这里韩县令已经整理行装，仓皇上路了。汶上百姓“计无所出，攀辕哀号”，扶老携幼，攀辕卧辙，有的甚至趴在他的车轮下，不肯让他走。百姓们依依不舍，一直将韩县令送出数百里。后来，人们在感化桥边为韩县令立生祠，塑像，四时祭祀。

　　韩县令回萧山服丧后，汶上的百姓一直扳着手指计算着日子。三年时间一到，人们知道韩县令服满，就聚集在一起商量，然后又赶去向官府请求，要求韩惟论回来当县令。连邻县寿张的老百姓，也到官府求借，要求韩惟论去当他们的父母官。遗憾的是，韩惟论已经不幸因病去世。

　　任辰旦上海任职六年，政声显著，深得民众拥戴，“歌颂之声，洋溢遐迩”。后来，在他离开上海时，“邑中欢腾夹道思挽留之”。上海民众还纷纷赠言，赠言还汇编成册《任邑侯荣耀赠言》。任辰旦对上海百姓也很是眷恋，他还写了《示沪人——时沪民诣县请留》的诗，诗中写道：“暂离数千里，似隔二三年。费日攀征马，成云失灌田。踌躇无可赠，为尔祝平安。”任辰旦被称为江南良吏。

　　古代这两个清正贤能的浙江萧山人，如此受福建、上海百姓的爱戴，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