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阿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可能是担任了好几届萧山作协主席的缘故，不少人叫我“金老师”。其实我除了6年的军旅生涯，6年的机关工作，其他30年时间都是在工厂。我是真不能算老师的。

　　此刻，我想起了萧山文化馆的徐士龙，他才是真正的老师，更是我的老师。我的创作，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不但是我，他还培养了许多国家、省市级的作家，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获奖作品。

　　1970年11月，徐士龙正式调入萧山文馆成了创作干部，自此走上了戏曲、故事、绍兴莲花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道路，如鱼得水，收获颇丰。

　　当初翁仁康只在农村讲故事，是时任文化馆副馆长的徐士龙亲自打申请报告，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破格录用，成为萧山文化馆正式编制人员，并积极培养和辅导他。1984年他陪翁仁康到定海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故事大赛，翁仁康的故事《糊涂村长》名落孙山，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感到很失落。有人建议徐士龙把故事改成莲花落让翁仁康试试，这一改出人意料获得成功。从县里市里省里一直演到北京，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专家权威的好评。1985年，翁仁康创作了《晦气鬼告状》，经过徐士龙的精心修改，该作品在全国新书曲目大奖赛中获创作演出二等奖。从此，在文化馆，俩人珠联璧合，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道路。翁仁康成名后，还忙中抽空不时拜望“徐老师”。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先写了个小演唱《原来如此》送到文化馆，老师徐士龙把作品推荐给杭州群艺馆，并带我参加创作会。参加会议的有浙江京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婺剧团的编剧，有省戏曲研究所所长，越剧《胭脂》的剧作家，名家高手云集。第一次与这些大家打交道，要我介绍素材来源、结构、情节、冲突、高潮、悬念、包袱等如何处理，吓得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还是老师徐士龙帮我出招解套修改，作品终于在《杭州演唱》上发表。有次写了个反腐倡廉剧本《杨梅红了》，老师徐士龙特地到我厂里，关起门来修改了一天，在萧山剧院演出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得到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肯定和赞赏，指定该剧到全县各地演出。还有一个配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八场越剧《红河狼烟》，徐士龙帮忙改了6稿，终于搬上舞台，并下乡到各公社演出。在老师徐士龙的支持下，我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并在全国征文中获奖，为此县委县政府发文，分配给我三室一厅房子一套，加工资一级。老师徐士龙知道后，比自己得奖还高兴，特地来我家祝贺。后来我正式出版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子9本，在一次春节文艺座谈会上，老师徐士龙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我的创作历程和成果。

　　徐士龙在文化馆工作了大半辈子，三日两头下到工厂农村甚至作者家里。业余作者来载璋当年住在钱塘江边的草屋里，妻子在轮渡口补鞋修伞，生活拮据。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他常常赤着膊，打着烟堆，趴在桌上写作。好容易写了一个相声，省里一家刊物要发表，打了小样让当地党委审核盖章，然而一位领导说他家庭成分不好不同意发表。徐士龙得知后特地乘公交车赶去，好说歹说总算得以签字盖章，使来载璋的文章成了铅字。

　　陆亚芳的《沙地》初稿出来后，徐士龙立即让馆里把它打印出来，向文化局领导汇报，专门召开专家座谈，邀请文学界前辈、著名作家毛英为她改稿。还利用政协委员身份，陪同政协、文化局领导去陆亚芳家看望，联系传化集团给她安排了工作，解决了实际困难。

　　时任农一场党委书记的杨贤兴也喜欢写点东西，当时《西湖》杂志要出一期萧山专辑，杨贤兴的作品几易其稿还是通不过。老杨有点泄气，说“徐老师我不是这个料，你饶饶我好哉，让我逃回萧山了吧！”徐士龙对他说“别急，今天晚上你休息，我帮你修改好。”改了一个通宵改好了。文章发表后老杨说：“其他都改了，只有作者的名字没改，实在难为情。”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他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萧山众多业余作者的老师。那时萧山文学创作活跃，成果累累，这其中就有徐士龙的功劳。

　　那是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徐士龙结束了他从爬格子到敲键盘的一生，时年78岁。得知这一消息后，视他为良师益友的作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长吁短叹的，更有放声痛哭的，省市文化部门、兄弟县区文化馆，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都送来了花圈。

　　追悼会上，文旅新局的主持人，用徐士龙生前曾说过的话：“只有醉心于人民群众，耕耘在生活这块沃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情感，才能写出热情洋溢、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作结束语。他的话，早已刻印在广大作者脑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