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荣

　　多年以后，我记忆里的那些剥花生的夜晚，早已经模糊。我只记得，手指剥得好疼，夜很深，天很冷，而我们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又是多么暖和的一幅画面。

　　一直在剥啊，剥啊。

　　似乎有剥不完的花生，在我小时候，在一个接一个的冬天的夜晚。

　　白天我们有其他的农活要做。即使到了冬天，地里也是有活的。懒人看不见，路过的人也看不见，但我爷爷都看在眼里，他自己一大早就扛把铁锹或者锄头下了地，等到太阳升起来了，从地的西北角刮向东南角的寒风里，也有了一点暖和的气息，他就让我们也下地干活。哪怕只是将一块冰冻的土疙瘩敲成碎块，那也是给出土才一寸多长的麦苗，掖了掖过冬的被子。农活是被我爷爷找出来的，像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没完没了。

　　我们便只能在夜晚，剥花生。除了留下来做种的花生，其他几麻袋的花生，都要剥去壳。花生米比带壳的花生能卖出更好的价钱。过年扯布做新衣裳的钱，开了春买种子化肥的钱，还有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指着它呢。你再剥花生的时候，剥开的，就不仅仅是一粒粒花生米，它也是一粒粒盼头呢。

　　剥花生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农活，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技巧，除了有点费手指。每年冬天，我的手指都是僵硬的，隐隐地疼。天太冷了，脸和手都冻得红彤彤的，手背上还总是生出冻疮，但指肚却从不生冻疮，也不知道是花生剥多了，练出了耐寒又耐疼的本领，还是老天爷心疼我们，让我们的指肚好端端的，可以拿来帮着大人剥花生。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花生，用力，“咔嚓”一声，花生壳就被捏开了，张开一条缝，露出了里面的花生米。花生米穿着一层红衣裳，像乡下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这时候再用一点点力，花生壳就分成了两瓣，像一扇“吱呀”一声打开的门，门里面走出来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小孩。花生壳里，也住着娃，一粒，两粒，或者三粒花生米。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一个花生壳就是一个家，家里面住着娃，有的人家只有一个娃，有的人家是两个，或者三个。她让我们找，有没有四个娃，五个娃的人家。村里这样的人家有好几户，这一堆花生壳，比我们的村庄大多了，肯定住着这样娃多的人家。

　　剥花生本是一件简单，乏味，枯燥的活，我的不识字的奶奶，让剥花生变得有趣起来。我和两个妹妹不比谁剥的花生壳多，而争着看谁能剥到最多花生米的壳。便专挑那种长长的花生壳剥，这样的花生壳，多是弯的，像那些娃多的人家，房子总是七拐八绕的，挤满了大人和孩子睡觉的床。这样的房子也是我们玩捉迷藏最好的地方，随便一个旮旯，都能藏起来，让别人找不到你。我剥到过一个最多的花生壳，里面大大小小住着5粒花生米，当我将壳剥开的时候，它们挤挤挨挨地排成一排，一头一尾，一粒最大，一粒最小，没能和其他三粒花生米站成一条直线。我惊讶地看着它们，它们也圆溜溜地看着我，还有围在我身边的两个妹妹。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它们也是孩子，它们的家让我惊讶，我的家也一定让它们很好奇吧。

　　花生米丢进筐里，花生壳扔在一边，一颗花生就剥好了。再接着剥下一颗。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堆花生壳等着我们去剥。等我们将它们都剥好了，往往已夜半，躲在夜色中的瞌睡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堆在一起的壳，比没剥的时候，显得还要多，但它们的家已经被掏空了，没有了花生米的壳，就像一个没有娃的房子，只是一个没有生气的空壳。而筐里的那些花生米呢，现在也分不清，哪一粒是和自己住在一个壳里的了。它们走散了。当我将那五粒花生米都丢进筐里的时候，它们的童年就结束了，五兄弟或者五姐妹，从此与其他花生米一样，浪迹天涯。就像我和妹妹们一样，长大之后我们就分别有了自己的家，天各一方。

　　多年以后，我记忆里的那些剥花生的夜晚，早已经模糊。我只记得，手指剥得好疼，夜很深，天很冷，而我们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又是多么暖和的一幅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