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永祥

　　上高中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人生第一支钢笔。那时候日子紧巴，平日里做作业、考试，用的都是圆珠笔和铅笔。这支新钢笔，在我心里是金贵的物件，平时总藏在枕头底下，连带去学校都舍不得。直到期末考试，才窸窸窣窣摸出来，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只盼着用它写出的字，能让卷面多几分干净。

　　考试间，笔尖突然顿住了，明明出门前刚灌满的墨水，此刻偏是不肯往下流。我急得手心直冒汗，下意识地握着笔甩了两下，“噗噗”两声，墨点像黑色的星子，猝不及防溅在了前座女同学的花衬衣上。她的同桌猛地回头，一声惊呼划破了考场的安静，阿萍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后背上，已经洇开了好几滴深黑的痕迹。阿萍知道后，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在那个“穿上的确良，宁可米不量”的年代，那样一件崭新的衬衣，作为农民的孩子，是我无论如何也赔不起的。

　　后来老师过来安抚，我讷讷地站在一旁，只憋出一句：“等我以后有钱了，我赔你一件吧。”在老师的轻声劝说下，阿萍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可那几滴墨渍就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了。

　　很多年后，我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攥着信封的那一刻，最先想到的竟是阿萍那件沾了墨水的花衬衫。可这时的我们，早已被时光冲散在人海里，各奔东西了。当时那句没能兑现的承诺和少年时窘迫的歉意，终究成了我藏在记忆里的一道痕。

　　直到毕业三十五年的同学会上，阿萍刚好坐在我旁边。几杯酒下肚，我借着微醺的醉意，轻声问：“阿萍，你还记得当年我把墨水甩在你衣服上的事吗？”阿萍的脸一下红了，她低着头腼腆地点了点头。周围的同学哄笑着喊：“赔衣服！赔衣服！”闹成一片。

　　我看着她，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我赔你一件衣服吧？”

　　她笑着摇头，语气里带着岁月的温软：“难为你还记着这事呀，不用了，早都过去了。”

　　我在心里默默应着：“是呀，我一直都记着。”终究，这件衣服还是没有赔成。但我知道，歉意早已经在三十多年的时光里，酿成了心底最柔软的一滴墨渍——那是少年时的窘迫，也是自己对一份纯粹善意的惦念。